——兼析由此衍生一些提法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最后一条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P6，这是马克思指出的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是他毕生坚持的重要观点，并成为他的墓志铭。如何理解这个观点，涉及对马克思哲学性质和全部学说的理解，涉及对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理解，因而中外研究者都非常重视这一个观点。然而全世界研究者们的理解几乎都并不深刻并不正确，结果把这个深刻丰富的思想变成了十分肤浅甚至错误的东西，进而对马克思整个学说的理解出现了偏差，人们一些习以为常但似是而非的说法都与此有关。在这个问题上正本清源，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外哲学家们的理解

　　马克思的原文是德文，我们先看看德国哲学家们的理解。比如被许多人评价很高的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就对此作过研究，但事实证明他根本没有理解马克思，海德格尔的批判者同样如此。《哲学研究》曾发王金林先生《历史生产与虚无主义的极致》一文介绍说，海德格尔“首先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比现今‘哲学’高明，因为现今‘哲学’跟在科学后面亦步亦趋，拾科学之牙慧，根本不懂现代的‘两重独特现实’，即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对此两重现实了如指掌。不过它同时认为，从马克思‘改变世界’的主张看，其仍然拘泥于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狭隘关系。海氏追问道：‘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着真正的对立？难道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已经是对世界的改变了吗？对世界的每一个解释不都预设了：解释是一种真正的思之事业吗？另一方面，对世界的每一个改变不都把一种理论前见预设为工具吗？海氏认为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对立乃是理论与实践的狭隘关系的结果，其实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对立。因此，马克思所作的区分并不成立，其改变世界的命题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王先生介绍另一位深受阿尔都塞影响的巴里巴则说，“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哲学家们解释世界可以用诸多不同的形式，但改变世界却只有一途，即革命。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的真正对立不在于哲学家们不要求改变世界，而在于哲学家们不懂得唯有革命才能真正改变世界。”而王先生对马克思这段话的理解则是，“马克思不会否认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但马克思要强调的是仅仅解释世界是不足以改变世界的。物质的力量只能由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解释世界要想真正改变马克思意义上的社会世界，必须经过一系列中介，这就是群众；理论不掌握群众，就不可能变成物质力量。同时还必须具备一个前提条件，即生产力。因此，在马克思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有一重大区别，即掌握不掌握群众，有没有相应的生产力”。 三人的理解是共同的，差别只在于批判不批判马克思。

　　还有比这更为离奇的。据金寿铁介绍说，被称为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恩斯特•布洛赫(1885-1977)在《希望的原理》三卷本(1959)第1卷第19章“世界的变化,或者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十一个命题”中,以全新视角重新解读了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及其命题11的路径和新哲学的文化遗产。然而这个布洛赫不去理解马克思论断的内容，不去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如何说明这一条和全部提纲的，更不用说研究此前和此后的马克思的哲学著作了。他只囿于这句话来理解这句话，自作聪明地用自造的主题和内容重新编排11个命题：第一,与直观和活动有关的认识论命题(命题5,1,3);第二,与自我异化、自身的实际原因和唯物主义有关的人类学、历史学组(命题4,6,7,9,10);第三,与证明和证实有关的概括组或理论和实践组(命题2,8);第四,最后出现最重要的核心命题:解答(命题11)。胡诌什么前述三大命题好比辽阔的大海或新航道,而命题11好比一艘等待出航的航船,三大命题分别从认识论、人类学、理论与实践视域为这艘航船的新大陆出航开路、铺垫、搭桥。马克思命题11的重大意义在于,这一命题不仅指向未来,描画了人类梦寐以求的新大陆——“自由王国”的前景,而且指出了到达这个新大陆的新的哲学思维。在马克思开启的新哲学的引导下,人类将把具体目标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实现“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突变”,以此实现“自由王国”这一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布洛赫不仅揭露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经济基础,也揭示了实用主义真理观的政治背景。因此,他要求对命题11进行更严格的注解和阐明,以便澄清各种误解和曲解,还以命题11以本来面目。那么,在命题11中,原文字句的涵义是什么?这一命题中的认识与变化之间的表面对立是什么?布洛赫认为,全句含义是:马克思责备迄今为止的哲学家,或者更确切地说,马克思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由于阶级障碍或局限性,迄今为止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没有从事某种创造性的哲学思维活动。命题11既意味着对过去旧哲学的告别,又意味着对未来新哲学的展望。回眸2500年的哲学史,哲学家大都与世隔绝,孤芳自赏,仅仅沉湎于解释世界,而马克思敢为天下先,用“改变世界”一语发动了一次哲学史上哥白尼式的转变,他要扭转乾坤,力图使所有迄今为止的哲学从所处的解释地位转变为革命性实践,开始其应有的哲学思维活动。布洛赫对马克思这一划时代的革命性转变给予很高评价,在他看来,这是驶向新家乡、新大陆即“自由王国”的航行,堪称一次伟大的航行,其意义一点不亚于哥伦布的美洲新大陆发现之旅:“哦!新大陆,茫茫大海中的一大片绿洲”。布洛赫以全新的视角解读马克思的11个命题,其新颖之处在于这种解读不是就《提纲》谈提纲,而是上挂下联,在马克思早期著作的脉络中破解提纲。概言之,按照布洛赫的解读,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命题11不仅展望了“自由王国”这一人类美好的新大陆,也指明了借以到达这片新大陆的新的哲学思维。（“改变世界”的新哲学及其文化遗产——布洛赫对《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命题11的解读金寿铁《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3期）这简直是天马行空任意发挥了，对不对都与马克思没有关系。

　　这里的关键是对于马克思所指出和批评的旧哲学家们“解释世界”缺陷的理解，对它的正确理解是正确理解“改变世界”的前提和基础。“解释世界”意义如果像他们所说，被称为千年最伟大思想家的马克思的论断不仅意义不大而且矛盾重重。显然人们都没有理解马克思所说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多数人都没有认真阅读《德意志意识形态》全文而只看了提纲，更没有阅读马克思此前此后的著作，而只是望文生义想当然地演绎发挥。他们都把“解释世界”理解成“认识世界”，进而把“改变世界”敷衍成了与“认识世界”对应的“改造世界”，把显然肤浅愚蠢的观点强加给马克思，然后批判或补充之，其实他们批判的是他们自己。海德格尔、巴里巴、王金林先生都是这样，而这也与中国绝大多数哲学家们的理解相同。

　　在中国，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话应该是主要依据之一：“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人类历史是人类自己造出的。但不认识世界就不能改造世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这一方面，我们的老爷是茫然了。必然王国之变为自由王国，是必须经过认识和改造两个过程的。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之后补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3]P485。《毛泽东著作选读》的编者指出要参考《反杜林论》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来理解这段话。

　　《反杜林论》确实提到黑格尔关于“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的说法，至于说在此之后加上“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则根本看不到，恩格斯说：“黑格尔第一个正确地叙述了自由和必然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必然只是在它没有被了解的时候才是盲目的。’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4]P125。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已经正确地解决了自由与必然的关系，他的论述不过是对黑格尔的发挥，并不曾说“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有不足，也没有加以补充。由于对“解释世界”理解错误，因而对“改变世界”的理解也有误，现在中国的哲学家们依然继承着这样的理解：

　　比如武汉大学陶德麟教授说：粗心的人们以为，马克思并不重视“解释世界”，他关心的仅仅是“改变世界”。其实，这里存在着双重的误解。一方面，马克思在前半句话——“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中使用的“只是”(nur)这个词表明，马克思并不反对哲学家们“解释世界”，他反对的是哲学家们“只是”满足于“解释世界”的那种纯粹的理论态度。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后半句话——“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不表明马克思不关注“解释世界”而只重视“改变世界”。不难发现，马克思的整句话的意图是：哲学家们不但应该从理论上解释世界，而且应该以实践的方式改变世界，马克思从来没有把“改变世界”与“解释世界”尖锐地对立起来。事实上，撇开“解释世界”，“改变世界”根本上就是不可能的[5]。

　　中国人民大学陈先达教授在回答记者关于您如何理解《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说“以往的哲学都只是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是不是解释世界不重要”时说：不是。马克思主义主张改造世界，但并不否定解释世界或者说认识世界的重要性，它反对的是只解释世界而轻视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的话是新旧哲学本质的对比，而不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的对比。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样重视解释世界。不能正确解释世界，改造世界就没有依据，没有方向。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的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的认识方法，就是因为它建立在正确把握世界和人类历史规律的基础上。脱离革命实践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没有革命理论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决不能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中对旧哲学“只是解释世界”的批评，变为马克思主义只重视改造世界不重视解释世界的误读[6]。陈先生也是径直把“解释世界”等同于认识世界，把“改变世界”等同于改造世界。

　　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说：哲学是什么？古往今来，哲学家们见仁见智，歧见颇多。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里马克思当然不是说哲学家不应当解释世界，而是说哲学家不能停留于解释世界，还应当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于世界的改造。应该说，由仅仅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到在合理地解释世界的基础上自觉能动地改造世界，和在有效地改造世界的目标指导下自觉能动地认识和解释世界，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哲学和哲学家及其使命的一种全新理解，是对于一种新的哲学观念的自觉建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强调以彻底的唯物主义的方式理论地解释世界，而且认为应当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方式实践地改变世界[7]。

　　中央党校韩庆祥教授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本质上首先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在马克思那里，没有独立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者是融合在一起的，也都是为实现无产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服务的。马克思是运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来分析经济问题，从而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理论（方法）、问题和结论是有机统一的，是同一个研究过程和逻辑过程，是同一个研究过程的三个不同侧面。这三个侧面不能独立分开，更不能分割；否则，既背离了马克思学说的本性，也不能称其为“马克思的研究”。马克思学说的这种本性，就是他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一整块钢”。当然，为了研究方便的需要，可以相对把它们分开，但只能是“同一块钢”的不同侧面。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实质上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而他的科学社会主义则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8]。

　　最为典型的是吉林大学贺来教授，他在《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教条及其超越》中说：马克思是以“改造世界”为旨趣的哲学，这一点恐怕无人反对，但问题是，“改造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解释世界”的哲学相对立?没有“解释世界”的哲学作为前提和依据，“改造世界”是否可能?坚持“解释世界”的哲学，是否必然与马克思哲学的精神相悖?“解释世界”的哲学向度，是否可以在“改造世界”的主张下被剔除出去?只要对“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进行语义分析，就可以发现其中实际上包含了两层含义，一方面它意味着，这种哲学的根本目的是要“改造世界”，也就是说，要让思想在实践上变为一种现实力量，在现实世界中实现这种哲学；另一方面，它表明的是，这仍然是一种哲学，一种“理论学说”，而既然是一种“理论学说”，按照奎因的“本体论承诺”的观点，任何一种理论，都内在地包含着关于“何物存在”的指向，也就是说，只要用语言逻辑的方式表达一种学说，就必然对于“世界为何”作出一种承诺，因而不可避免地对“何物存在”已或隐或显地作出一种解释，否则它就不可能以语言系统、以理论学说的形式存在。因此，在“改造世界的哲学”这一用语里，实际上已蕴含了“解释世界”的内容和向度……即使在以“解释世界”蓍称的哲学里，实际上已内在地蕴含着“改造世界”的强烈冲动。……从来就没有什么纯粹“解释世界”的哲学，在“解释世界”的哲学中，总是内在地包含着“改造世界”的情怀……同样，也从来不存在单纯的“改造世界”的哲学。因为哲学的改变世界，与工程师、技工不同，它没有别的工具，所直接凭借的只能是思想的力量。思想要有力量，需要的是理性的分析和理论的论证，借用德鲁兹的话来说，需要的是“制造概念”，通过概念来描述和展开一个“世界”。因此，从逻辑上讲，一种哲学首先必须是“解释世界”的理论，然后才谈得上是“改造世界”的哲学。……“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双重意向，其实是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任何一种哲学都具有的特点……马克思通过“解释世界”，发现了现存世界的“非理性”和“非人性”，确认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必须改变现状，以创造一个更好的世界，这时，马克思所强调的是通过革命实践，来实现“善”与“美”的价值，在此意义上，马克思哲学又是一种“改造世界”的哲学，正如人们所形象地比喻的那样，此时他追求的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真善美，“是”与“应该”、“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完全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构成马克思哲学一体中的两面[9]。贺来不加辨识地把“改变世界”等同于“改造世界”，并依此自由发挥，马克思哲学也成了解释世界的哲学了。在他们所有人的理解中，“解释世界”没有什么不好不对之处，因而“改变世界”也就没有什么正确高明之处，韩庆祥则直接说“马克思哲学首先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理论与方法，而不是一种改变世界的理论”，看来错误的倒是马克思了。这些都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根本误解，也是根本错误的。

　　我不厌其烦地举的这么多例子，基本代表了中外哲学家们的理解，从他们自己和相互之间天方夜谈式的矛盾、疑问、诘难、批判中，本身就说明了他们理解的错误而不是马克思有错误，因而他们共同陷入了信口开河但却不能自圆其说的境地。

　　马克思论断的原意和科学性

　　那么马克思究竟要说明什么，其“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到底含意若何，深刻何在？

　　首先我要指出一个人皆忽视的事实，也请大家看看原文，马克思用的是“改变世界——朱光潜先生径直翻译成“改革世界”，这就更加明确，不会引起歧义[10]，但是许多人把它换成“改造世界”，而在这里二者是不可替换的。只从字面上语义上说，“改造”与“改变”区别不大，但在马克思和毛泽东及其他人的哲学中，这些范畴都有着确定的含义，不能这样替代，“认识”与“解释”那就更加不能替代。在哲学教科书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对应，前者指获取知识和真理的认识过程，后者指运用知识和真理于行动的实践过程，借用《实践论》的副标题和中国传统哲学的说法，前者指“知”后者指“行”，亦即毛泽东认为马克思说的是旧哲学只知认识世界，而新哲学则（只）知改造世界。然而马克思的“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则根本不是此意，简单地说就是马克思认为旧哲学只知消极保守地顺应世界，新哲学则是要积极能动地改革世界。大戏剧家萧伯纳有一句话比较接近马克思的思想：“明智的人使自己适应世界，而不明智的人则坚持要世界适应自己，所以，人类进步靠的是不明智的人。”乔布斯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及他那有名的广告词也是这个意思：“向那些疯狂的家伙们致敬，他们特立独行，他们桀傲不逊，他们惹事生非，他们格格不入，他们用与众不同的眼光看待事物，他们不喜欢墨守成规，他们也不愿安于现状，你可以赞美他们，引用他们，反对他们，质疑他们，颂扬或是诋毁他们，但唯独不能漠视他们，因为他们改变了事物，我们为这些家伙制造良机，或许他们是别人眼里的疯子，但他们却是我们眼中的天才，因为只有那些疯狂到以为自己能够改变世界的人，才能真正地改变世界”。

　　按照中外哲学家们的理解，马克思是说过去的哲学家们只知用各种方式认识世界，只知求知，只解决了认识世界的问题，用毛泽东形象的说法，就是只知把箭拿在手里搓来搓去，连声赞说好箭好箭却就是不愿意放出去，这样的人就是古董鉴赏家，几乎和革命不发生关系[11]P820。而马克思则进了一步，不但求知还会把知运用于行，知道把箭放出去。多年来人们都是这样讲的，并由此衍化出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和对理论家、知识分子的嘲弄，然而仔细研究我们就要问：1、旧哲学家是只知求知不知把知识运用于行动吗?很显然，操刀不割、拥楫不渡的“书呆子”就是有也是极少数，古今中外很少有这样不知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际的哲学家，就是在中国哲学史上懂得“行先知后”、“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知行合一”的哲学家也大有人在。至于自已认为的真理，一切哲学家都是主张把它运用于实践的，为之献身的也不在少数。即使王明那样的教条主义者也是极力推行自己那套盲动主义路线的，说旧哲学家、说任何人只知认识世界而不知用这种认识去改造世界于理不通于事无据。2、就算旧哲学家如此浅薄愚蠢，只知认识而不知改造世界，那么只在此后加上个“改造世界”的马克思又有何高明之处?人家知道认识世界，你不过知道把这种认识运用于实际而已，其革命性又体现在哪里?单是会“运用理论”是不能说明一个哲学家正确、进步、伟大与否的，更不用说世界上哪有不知运用理论的“书呆子”――其实如果真说前人只知认识世界，那就应该说我们只知改造世界，一个是书呆子，一个是盲干家――因为马克思的意思很明显：我们的哲学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而是改变世界的哲学！解释世界的哲学决不是改变世界的哲学，改变世界的哲学决不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你可以不同意马克思的观点，但这的确是他的思想，他的全部哲学都是说明这个问题的！3、按照这种理解，旧哲学家似乎已经解决了认识世界的问题，缺陷不过是不知把知识、真理运用于实践，马克思则做到了这一点。如此说来倒益发显得旧哲学家伟大，马克思缺乏独创性了！然而实际上旧哲学根本没有解决“认识世界”的问题，其认识论、其对于世界的认识都不科学。而之所以不科学不在于只“知”不“行”，而在于他们不知改变、否定、推翻旧世界旧社会，他们不理解人的能动性，不知人具有“改变世界”从而不断发展提高自己的本质力量，而只把人看作世界、社会的解释者顺应者旁观者，对一切不合理之事都能找个理由给以解释而不知和不敢加以改变，从而成为保守反动的哲学理论。历史上从来没有只知“认识世界”的旧哲学，也就没有在此之后加上个“改造（变）世界”的马克思哲学。马克思哲学是批判、否定、改变世界而不是顺应、解释世界的哲学，这才是新旧哲学区别之处和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能动性之所在。这是《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详细论述了的，更贯穿于马克思哲学的全部。

　　旧哲学的最高成就就是唯物论、辩证法之类，都是世界的解释者，只知用不同的方式“解释”而不知和不敢提出“改变”世界的任务。比如黑格尔就说过，“哲学的任务在于理解存在的东西，因为(!)存在的东西就是理性”，“作为哲学著作，它必须绝对避免把国家依其所应然来构成它”。“这种理性的洞察，会使我们跟现实调和；”“正因为在现世中不能盼望有更美满的景况，所以只好迁就现实，以求苟安。认识所提供的是与现实保持更为温暖的和平”[12]P14-15。黑格尔以哲学维护王权，还煞有介事地弄出一套逻辑体系来，他是既“知”又“行”的，不过却是教导人们安分守己听天由命。这就是“解释世界”哲学的样本。马克思对这种神秘主义保守主义给以了尖锐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开初就对他十分反感，“先前我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我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13]P15，《博士论文》批判他不理解“希腊哲学史和整个希腊哲学精神”[13]P189从而不能理解伊壁鸠鲁能动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一走进社会，更尖锐指出其哲学是维护普鲁士封建专制的御用哲学和反动理论，“这样一来，一切非理性的形式也就变成了理性的形式”，“这种形而上学是反动势力的形而上学的反映，对于反动势力来说，旧世界就是新世界观的真理”[13]P368-369。《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等更对他进行了无情批判和讽刺，我从数百例子中选取几个：黑格尔“利用‘由此可见’这几个字造成连贯、演绎和发展的假象。假如追问一下：‘由哪里可见呢？’……要注意一下黑格尔在文体上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是随处都可以见到的，它也是神秘主义的产物”[14]P257；“为什么黑格尔认为自己有权做出‘这种机体就是政治制度’的结论呢？为什么他无权做出‘这一机体就是太阳系’的结论呢？……‘国家的不同的方面就是各种不同的权力’这一命题是经验的真理，不能冒充哲学上的发现”[14]P258；“黑格尔在这点上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显然，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像官僚一样心胸狭隘”[14]P401。《神圣家族》中说，“真理，对鲍威尔先生来说也像对黑格尔一样，是一具自己论证自己的自动机器”[15]P100；《资本论》还幽默辛辣地引用黑格尔的话：“在我们这个富于思考的和论辩的时代，假如一个人不能对于任何事物，即使是最坏的最无理的事物说出一些好理由，那他还不是一个高明的人。世界上一切腐败的事物之所以腐败，无不有其好理由”[16]P292；“这种非批判性，这种神秘主义”，“构成了黑格尔哲学、主要是他的法哲学和宗教哲学的秘密”[14]P348。黑格尔哲学理论上谬误，政治上反动，马克思认为辩证法的实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改变世界”的理论武器，“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16]P24。黑格尔就是这样做的，推崇者也不例外。马克思说他们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就是这个意思，这非常准确、深刻、自然、正常，没有什么错误，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我相信要是换成“旧哲学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为现状辩护，而新哲学认为问题在于改变现状”，这样马克思哲学的科学性革命性非常清楚，人们的各种疑问和矛盾就会全部消失了!

　　新旧哲学的根本区别和马克思对旧哲学家最不满意的，不是唯物主义缺乏辩证法，也不是懂辩证法的唯心主义颠倒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更不是他们不知道运用理论于行动，而是他们都没能科学地说明人的能动性、不能说明人“改变世界”的本质、不能为人的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提供理论武器。马克思批了辩证法家，更批了旧唯物主义者。《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1]P3。费尔巴哈像古今一切唯物主义者一样坚持世界的物质性，这没有错但又不够。我们生存的世界、我们周围的事物（现实、感性）固然是一种物质存在，但不是一种与人无关的、像天体一样先于人的物质存在，而是人们实践活动的产物或者将要成为活动的对象，不能像对天体、对无人参与的自然界那样看成纯粹的客体、只是惊愕地直观它“解释”它，这种只是从客体和直观方面理解事物的哲学，把人的创造物当成了与人无关的存在物，颠倒了人和物的关系，使人匍匐在自己的创造物面前从而抹煞了人的能动性。这是一种“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观点，而“这种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在其中生活的自然界，也不是那个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说来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1]P50。“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是整个现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础，只要它哪怕只停顿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费尔巴哈）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而这一切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1]P48-50。

　　人是物质世界的一部分，具有和万物相同的一面，人要吃饭和动物吃食、植物吸收养料甚至和发动机加油没有什么不同，人之生老病死和动植物甚至和天体演化也没什么不同，人不能也不可能违背物质世界的一切规律，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也是从古至今的唯物主义者看到和论证的问题，但他们“只是坚持了物质的一面”[13]P223并停留在这个水平上和唯心主义论战。然而人又是“万物之灵”，是世界上唯一自为而非自在力量，不是像动物那样只是消极被动地适应而是积极能动地“改变世界”，从而永无止境地发展和提高自己，这同样是人们的常识，但却是一切旧哲学不能理解和说明的问题。这是马克思最为反感和致力解决的问题。当然说明人怎样属于万物又高于万物，具有能动性并不容易，唯心主义也没有解决。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考察最早的唯物主义者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差别，说明了原子的自为存在，为人的能动性奠定了唯物主义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通过对人的本质的分析，进一步说明和解决了这个问题。如果像费尔巴哈那样抽象直观地看问题，不仅不能理解现实事物和现实社会，而且会得出为现实社会辩护的结论而不可能走向革命和共产主义。马克思指出：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巨大优越性：他也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勿庸讳言，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对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动”，因为他在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人，而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因此勿庸讳言，他从来没有看到真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在抽象的“人”上，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独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理想化了的爱与友情之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人的关系”。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因而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共同的、活生生的、感性的活动，因此，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的患瘰疬病的、积劳成疾的患肺病的贫民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便不得不诉诸“最高的直观”和理想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接着马克思说出了他那人们广泛运用但很少理解的名言：“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1]P50-51。“解释世界”者就这样变成了事物和现实消极保守的辩护者。

　　“改变世界”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人类历史的本来面目，马克思哲学的正确性科学性真理性也正在于此，也只有从“改变世界”出发才能完成“认识世界”的任务。旧哲学家不懂得人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看不到事物、现象背后人的关系、社会的原因，因而既不能说明社会现象更不能解决社会问题。所以马克思说，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做到对“市民社会”的单个人的直观[1]P5,走向科学走向革命走向共产主义则是根本不可能的。把“解释世界”说成“认识世界”、说明事物，把“改变世界”说成运用理论于实践“改造世界”的“行”，这是没有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马克思的著作而望文生义想当然地任意解释新旧哲学的根本差别，离马克思哲学太远了。

　　马克思关于新旧哲学根本区别的思想不仅是丰富深刻的，而且是始终一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多次表示了这样的思想，还可以再举出一些例子。他批判黑格尔派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喧嚣，说他们“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归根到底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也就是说，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存的东西。”这里我们同样清楚地看到什么叫“解释”世界!马克思说他们尽管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是为反对“词句”而斗争。而且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而“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1]P22-23。马克思批判桑乔说，“他们要做的全部事情就是编造新的词句来解释现存的世界。这些人越是自命为高出世界之上，越是把自己同世界对立起来，这些词句就越来越明确地带有滑稽可笑的自我吹嘘的性质”[1]P461。马克思批判格律恩时又说，“实际上生产和消费往往处于互相矛盾之中。然而据说只要能正确地解释这种矛盾，只要能理解生产和消费的真正的本质，就足以确立二者的统一和消除任何矛盾。这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理论原来是用以迁就现存世界的”；而“这种浮夸的表现方法只能导致为现存条件辩护”[1]P610-611。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时说他，如果社会愿意“排除”使它烦恼的“一切麻烦”，那末只要去掉不好听的词句，改一改说法就可以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要请求科学院出版一部新词典就够了[17]P100。马克思指出蒲鲁东从解释世界的观点出发“就是和现状妥协”，“为自己并不理解的社会进行辩护”[17]P105。这些就是解释世界的哲学及其产生的原因，它从承认、接受现实出发，必然导致为现状辩护从而成为消极保守的哲学。“解释世界”与“认识世界”，“改变世界”与“改造世界”几乎风马牛不相及，马克思的精确概念与人们的随意理解根本不同。

　　我还要进一步举例说明，“改变世界”的哲学思想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和精髓，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在他的中学毕业论文中就考虑了人和动物的区别，发扬人的能动性问题：“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运动，不试图越出这个范围，甚至不考虑有其他什么范围存在。……能这样选择是人比其他生物远为优越的地方”[13]P3。在他最早最重要的哲学著作《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更认为人的能动性即人怎样创造、改变世界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对于伊壁鸠鲁宇宙观的方法来说，具有代表性的是创造世界的问题，——这是一个永远可以用来搞清哲学观点的问题，因为它表明，在这种哲学中精神是如何创造世界的，这种哲学与世界的关系是怎样的，哲学的精神即创造潜力是怎样的”[13]P53。这几乎与他那“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名言一模一样。马克思鄙视人们推崇备至的康德哲学也在于此，“康德派可说是无知的职业祭司，他们每天干的事就是哭诉自己的虚弱和事物的强大”[13]P59。前人都没有解决人的能动性问题，把人看作和动物一样只会消极被动地适应世界，这是马克思最为反感的：“如果一个哲学家不认为把人看作动物是最可耻的，那么他就根本什么都理解不了”[13]P85。马克思学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而这是通过扬弃旧哲学，揭示和高扬人“改变世界”的能动性本质实现的。

　　通过以上考察分析，我们看到马克思的论断是清楚明白一以贯之的，然而人们却不约而同地出现了近乎相同的误解而不察，“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18]P265，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哲学并没有多大区别。误解的根本原因从马克思方面来说，他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变革，马克思和他崇爱的伊壁鸠鲁两人都“反对整个希腊民族的世界观”[13]P234，他们的“世界观和理解力”[13]P145与坚持传统哲学的人们根本不同。而人们用传统哲学观点不可能理解马克思哲学，遇到与自己既有世界观和理解力不同的马克思哲学，不是改变自己去理解马克思，而是削足适履地改变马克思适应自己，再加上很少有人认真研究马克思的著作，更不用说用马克思的眼光阅读马克思了，因而误解发生并长期存在和发展就不足为奇了。

　　剖析对“改变世界”误解衍生的几种提法

　　马克思学说是革命的批判的，而这不是通过他组织罢工、参加起义的行动，而是通过扬弃旧哲学，高扬人“改变世界”的能动性从而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提供了彻底解放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实现的。人们不懂和不看马克思著作，结果把他一个非常深刻重要的思想解释得非常简单浅薄甚至错误，由此得出的许多结论也不深刻不科学不正确，这种误解蕴含着一些危险的结论，成为众多失误的理论根源。

　　比如“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要克服脱离实际的倾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有解释世界又有改造世界的功能”等似是而非的说法都是从这里来的，尽管有人发现了这些提法的问题，但还没有人从哲学上从根本上认识和剖析其问题何在。初看“理论联系实际”的要求没有什么错，理论不联系实际难道要脱离实际？但这个要求是微不足道无的放矢的，理论家的正误高下不在于是否去“联系实际”，而在于他是否能提出科学的革命的理论，科学的理论运用于实践才能改变世界推动社会前进，理论错了“联系实际”也是错的，不科学的理论“联系实际”只会造成更大的恶果。再说又有谁不知“联系实际”呢？就像几乎没有谁不知吃饭一样。如果说理论有改变世界的内容，那只有革命科学的理论才具有；如果说理论自身会引起世界的改变，那么任何理论都不具备也不应该要求它有这个特点，写一百遍爱因斯坦的质能关系式也放不出一根火柴棒的热量来，但原子弹却是靠它制造出来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引起了世界的改变，但科学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家的责任是提供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放弃这些进行武器的批判，弃“知”而“行”。理论服务和运用于实际的形式是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诚然理论是为实践为利益服务的，但这并非简单地服务于现实，而是用来规范和指导现实。如同马克思所说，“光是思想竭力体现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P462“理论联系实际”如果是教导理论家要把自己的理论运用于实际，那么这是可笑的嘱咐；如果是教导理论家放下理论去实践这种理论，这就像要求统帅挖沟填壕，总工程师抬土提泥，经济学家摆摊叫卖一样更加可笑，马克思说“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13]P258。但是按照所谓新旧哲学区别在于“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说法，旧哲学家是不知“行”的书呆子，新哲学家是知道“行”的实干家，后者就天然地高于和优于前者，前者必须向后者看齐，后者却不必去学习理论、知识。过去我们对理论和知识分子的轻视和迫害与此有直接关系。最缺乏和最需要理论的中国人却最轻视理论，最需要改变的现实却呼吁理论来为之辩护，岂非咄咄怪事！改变世界的革命者和实践家，所要求“联系实际”的理论就应该是分析和揭露现实中的矛盾，指出和纠正自己的不足，即批判性的理论。批判性的理论不等于百分之百正确，但即使是论敌的观点对人也有启发意义，而阿谀奉承的“理论”却是百分之百的有害。人们（主要是当权者）大力要求的“理论联系实际”不过是要理论为现实辩护为自己服务而已！不信你真联系实际剖析和批判现实，一定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这正是只要为现状辩护的“解释世界”的理论，而容不得“改变世界”批判现实的理论！这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和可悲啊，这更加证明了马克思哲学的深刻和科学！！即使是教条主义者的缺陷也不在于不“联系实际”而是其对理论就没有弄懂弄通，书生赵括纸上谈兵误国害民，游侠韩信村夫孔明饱读兵书却是大军事家。王明教条主义者更是盲目蛮干强制推行冒险主义，谁说他们不联系实际！“联系实际”的要求要说有意义只对于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伪君子才有意义！理论家自由自在心无旁鹜地进行研究，就是最大的实践就是在联系着实际，而且要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才能看清问题和方向，提供有益的指导，“透过玻璃看东西，太近了就会碰上自己的脑袋”[14]82。而尊重并为理论家的研究、批判、超越现实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而不是呵斥他们要他们为自己唱赞歌，就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也是实践最为需要和对自己最为有利的。真理足以自立，谬误才要权力支持。靠权力支持的多半不是真理，是真理也会走向反面！那种只许别人说“就是好就是好”的很少有好东西！思想家是社会最为敏锐和深刻的一群，如果他们不关心现实必定有着特殊的原因。魏晋时期文人学士谈玄论虚借酒浇愁装疯卖傻途穷而哭，清朝时期考据发达，学者皓首穷经埋头于故纸堆，这不是他们愚蠢冷酷不问时政，而是封建专制太酷烈了，“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造成这种现象的是社会制度黑暗而不是这些知识分子愚蠢！这是多么强烈的激愤和悲惨的现实，又是多么愤怒的抗议！即使是那些“无事袖手谈性命，事来一死报君王”百无一用的书生，也是封建专制的豢养造成的！责备他们“不联系实际”，就像责怪饿殍“何不食肉糜”一样！中国人本来就很少形而上的思考和价值追求，一向缺乏和反对深入思考，少有对世界、人生和社会本质追根究底的思考和论证，缺乏那种原创性、批判性、基础性、超越性的深层思维，理论思考只在直觉和感性的水平上徘徊，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世俗性实用性，很难超越当下、超越现实、超越权力的需要，相反倒很崇拜这些。不能对于现实保持应有的距离、批判和超越，只会讴歌现实而不敢发现和医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必然存在的负面因素，因而也就难以出现指导和超越现实的理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这种现象。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就更加如此，这当然很难产生大师级人物和深刻的理论而只会出骗子手和投机家。越是这样理论越浅薄越不具有伟大长远的功利性实用性世俗性，甚至只能出些昙花一现出卖良心的假冒伪劣学术垃圾。而愈是这样就愈是渴求理论和苛责理论家，于是陷入这种“愈求愈不得”和“愈不得愈求”的恶性循环而不可解脱，连自然科学家们的道德水平、研究能力和成果都日渐下降和萎缩，但还很少有人从根本上思考问题。花剌子模国王使得“报喜得喜报忧得忧”当然能得到他喜欢的信息，权力和学者自欺欺人一时可以双赢，但唯有天不可欺群众遭殃，最终是所有人的失败。有的群众把“理论联系实际”戏谑成“理论联系实惠”倒也名副其实。在中国，到实践中间去啊，要联系实际啊，这种对理论工作者不加掩饰的呼吁和要求实质是保守政治和谄谀文化的表现，背后的潜台词是要理论为现实辩护，更具体地说是为权力为权威为强势集团辩护，不过是垄断了权力和利益的人再想垄断真理罢了！人总是渴求自己缺乏的东西！而实际上真正从事实践的群众深知理论的重要和缺乏，倒很少有对理论家们这样的要求和训诫，就像战士不会要求统帅挖堑壕而是制定高明的战略，农民不会要求科学家帮助插秧而是要研究和提供良种一样，要求的恰恰是“改变”现状发展现实的理论家，鄙视的是那些无聊无耻无良的帮闲文人。知识分子当然有其职业特点和固有弱点，每个阶层都是如此，但这与我们这里的讨论无关，而且弱点也不是联系不联系实际的问题。中国从古至今，直观的、直接的、浅显的甚至阿谀奉承的理论和人物总是大行其道走红一时（前几年曾经一本正经地出现过“自行车是城市最大的污染源”这样搞笑的专家理论和研究报告，如此不得人心和卖身求荣的理论却也是“联系实际”的！），而深刻的、批判的（不一定是反对的）理论家、甚至只是刚正无阿的人物则受到批评压制和迫害，世上少有特立独行之士，社会越来越保守，人格越来越委琐，变革越来越困难。“如果国家像古代雅典那样把寄生虫和阿谀逢迎之徒看作违背人民理性的例外和痴呆，这样的国家就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如果人民像美好的旧时代的各国人民那样只让宫廷丑角享有思考和述说真理的权利，这样的人民就只能是依赖他人、不能独立的人民”[14]P41。理论没有应有的独立性超越性，因而也就没有超前性革命性实用性，一切都处于矛盾和悖谬状态：我们最讲联系实际却最不准联系实际，最讲实用却最不实用，最反对空洞理论却是空洞的理论最多。既拒斥又欢迎理论家：拒斥的是革命的深刻的独立的理论家，欢迎的是保守的辩护的驯化的“理论家”！古今深刻的批判理论家能有几人？真正的理论家又有几个有好下场？那些曾经红极一时以阿谀逢迎打“棍子”为业的御用“理论家”及其理论又能有几天的生命力，有几人能够逃脱不被历史嘲笑和被人遗忘的命运？几千年来出了无数有知识无思想的学者，思想和理论上并没有多少建设和进步，一些最起码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甚至不准讨论，这是理论界的悲哀，更是民族的不幸！当然这种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错位，和中国社会“家长制”“官本位”的性质、和政治家理论家之间关系不正常有关。理论研究是种复杂艰苦的思想劳动，与政治家和其他劳动者都不同，古今中外都是“学在民间，道在山林”，深刻的独创的思想家从来都不是帝王将相皇亲国戚而多是超然悠然的民间学者，中国的诸子百家，外国的三大宗教创始人莫不如此，连马克思也不例外。虽然我们不主张“国王成为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成为国王”，但应该是政治家实践思想家的理论而不是相反。中国春秋战国时群雄蜂起百家争鸣事无定论有过短暂的思想自由之后，这种情况就消失了，思想家做了政治家的应声虫，任何富有创新精神的理论，引起现状变化的学说都被视为异端邪说而受到批判和扼杀，彻底堵上了批判现实“联系实际”的道路，知识分子被迫躲进书斋注经释典，搞一些古的洋的小的虚的等与现实无涉于自己无险的东西，而这又进一步导致理论贫乏思想僵化，国家民族发展无序创新乏力，这又愈益显得对知识分子的责难有理有力，因而陷入怪圈而不可自拔。这也是人们很少认识到的。

　　与“理论联系实际”的提法相联系，还要再剖析一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等这些人们信奉的基本原理。这些话的本意并不错，人们也都对之作了善意的理解和发挥，“实事求是”即是说对于客观事物要如实地反映它，是什么样的就要说成是什么样的，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指说话办事不能随心所欲异想天开，不能只从主观愿望而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客观情况决定我们的对策等等。一般人这样讲讲也没有什么不好，然而上升到哲学问题、原理高度那就不一定了。任何理论都有其自身的逻辑、容量和高度，它不能包含它不包含的东西。当我们说“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时候，我们的本意是为了改变实际发展自己才这样说的，不只是认识实际反映实际更是改变实际才是我们的目的，即我们的目的不是“解释世界”而是“改变世界”。可见这句话没有说完，没有确切地反映我们的思想。客观、实际、事物、现实——不管是正面的反面的、不管是我们喜欢和不喜欢的——不只是我们要承认和尊重的东西，更是我们要发展和改变的东西，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客观、实际本身是复杂多样矛盾的，人对实际的态度不同，人看到的实际就不同，只有从“改变实际”出发才能正视现实反映现实从而超越现实。马克思说“皮肤和皮肤上的疹子就像皮肤本身一样实际。在一个地方是这一种事物实际，但在另一个地方又是另一种事物实际。无论是这一种事物，或者是另一种事物，都是不合乎理性的。就服从那些在你的小天地内被认为是实际的事物吧！”[14]P100实际中有积极也有消极因素，从哪种实际出发都是从实际出发！“从实际出发”之所以常被一些人拿来作为维护现状的理论依据和消极无为的挡箭牌，原因就在于它本身的确包含有这样的意思，它没有表达出我们改变现实的思想。理论有着强大的内在逻辑力量，不彻底的理论必然陷人于尴尬境地。哲学要给人提供改变世界的理论，这是马克思根本的观点的和一贯的思想，他批判“奥格斯堡总汇报当然会触及随便什么样的现实：墨西哥的现实，巴西的现实，唯独不触及德国的现实，甚至也不触及巴伐利亚的现实。如果它偶尔也触及类似的东西，那么它必然会把空想当作现实，把现实当作空想”，而对于“精神的和真正的现实”它可能视而不见故意否认[13]P328。总之，马克思说新旧哲学的差别在于“解释世界”和“改变世界”是深刻的科学的，而人们的理解包括对理论与实际关系的理解都是肤浅的，只有善意不一定带来好学风。马克思早就讽刺过愚蠢的哲学家“普卢塔克所说的都不是他想说的，而他想说的实际上又不是他所说的。一般说来日常意识同哲学意识的关系就是这样[13]P91。现实生活中逢迎拍马受到提倡，批判创新非常困难，正直的更不用说优秀的人才不受重视而受排斥打击这都不是偶然的，正是受这种保守错误的旧哲学制约的结果。“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14]418。中国的理论家们要解放思想独立思考，对许多习以为常但却似是而非的理论重新审视，给人们提供真正科学的马克思的理论，更好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作者单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网）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王金林：《历史生产与虚无主义的极致——评后期海德格尔论马克思》《哲学研究》2007年第12期。

　　[3]《毛泽东著作选读》，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5]陶德麟：《对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点看法》，《哲学动态》1999年第7期

　　[6]吕莎：《访陈先达教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思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9日。

　　[7]欧阳康：《论马克思的实践思维方式及其对新世纪我国哲学发展的意义》，《社会科学战线》2001年第1期。

　　[8]韩庆祥：《马克思学说的“本性”与马克思主义研究》，《学习时报》2010年3月23日。

　　[9]贺来：《论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两个教条及其超越》，《求是学刊》2004年第1期。

　　[10]《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11]《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资本论》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