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30年最大的成就，就是搞清楚了，究竟是用“英语”与西方对话，还是该用“汉语”与西方对话……

1978年，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20岁的张晓刚考入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

刚入校，张晓刚以为同一级学生，水平可能差不多。安顿下来之后到各间宿舍串门，看到同学们的画，他吓了一跳。很多同学已经是有名的画家了，包括程丛林、罗中立、何多苓、高小华。

有名的画家和没名的毕业生一起学习着花大价钱买来的“艺术”——进口艺术图书。在张晓刚看来，那时期的艺术还只是在学习西方，用西方的语言结构作为工具，寻求变革的可能。

1979年10月，袁运生在北京机场创作了大型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画面出现三位傣族少女沐浴时的裸体，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争论。

反对者坚决主张修改，认为最起码要画上个裤衩。

对张晓刚而言，袁运生的意义更多是代表了现代派——不只可以公开画人体，还意味着可以用不同于苏联的艺术方式来从事创作。对热爱现代派的“另类”学生而言，这无疑是莫大的鼓舞。

这幅画甚至被当作改革开放政策的风向标。据说当时正在内地投资的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会先看看这幅画到底还在不在，如果在，心里就比较踏实。

虽然邓小平公开表示过支持，最后这幅画还是被遮了起来。先是用纱帘，1982年开始“清除精神污染”后，纱帘换成了三合板。直到1990年北京亚运会，“裸女”才又露面。

“文革”结束后，艺术作品急于脱离假大空、红光亮的作风，用现实主义的绘画手法转而表现悲情、迷惘的社会现实。1979年，高小华创作了《为什么》、程丛林创作了《1968年×月×日雪》；1980年，罗中立创作《父亲》，何多苓创作《春风已经苏醒》。这些画作在全国范围内引发讨论，让“伤痕美术”和“乡土美术”一时成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前卫”潮流。

张晓刚没赶这个潮流。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自己当年的兴趣有些“另类”：“我是个人主义，没有社会的集体责任感，只关心自己喜欢的那点儿花花草草，可能老师眼里就是这么看的。”

他顽固地沉浸在凡高、高更那样后印象派的氛围里，习惯用线条、色彩来表达情绪，以至面对现实主义的题材，简直无从下笔，他觉得反正画现实主义他也超不过罗中立、程丛林。毕业作品他画了一幅后印象风格作品，结果差点没通过学校评审。

幸亏，《美术》杂志编辑栗宪庭、夏航去川美看学生作品，看到了张晓刚“不入流”的作品，颇为喜欢，把它与罗中立的《父亲》一并发在《美术》杂志上。罗中立的《父亲》在封面，张晓刚的《草原组画》在封二。

栗宪庭采访张晓刚创作感受的时候，张晓刚紧张地回答：“脑袋是晕的，不会想太多。”这句回答后来成为杂志上很有噱头的介绍文字，“张晓刚一画画就昏过去”。

对《美术》杂志来说，刊登当代艺术作品并不是常态。栗宪庭之后，艺术评论家高名潞也曾在85新潮期间担任《美术》杂志执行编辑。那时是4个编辑轮换负责，只有轮到高名潞当值时，85美术运动的内容才会大量出现在杂志上。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后，《美术》杂志与当时国内众多美术刊物上，对当代艺术的报道几近绝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