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还是市场
“血缘”系列出名后，张晓刚开始忙画画，忙展览：“好像有一半时间你在为别人工作。一半是自己想画，另外一半是没有办法，你得参加展览。”
高名潞认为，自2000年“官方”介入上海双年展以后，艺术创作逐渐被产业化、体制化。所谓体制化，并不是说艺术被政治裹挟，而是被市场化、机构化，艺术家被画廊、美术馆代理。在市场面前，这些商业性机构并不能确保艺术家免于丧失个性。如果艺术家本身也被市场左右，那只能沦为量产的工具。
费大为同样认为，以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为标志，“官方”开始认可当代艺术，“体制”主动向当代艺术示好。他强调这两个词语本身不具褒贬，而只是这个时代的大的框架。
从2005年开始，当代艺术市场开始蓬勃兴起，到2006、2007年，王广义、方力钧的作品相继拍出天价，又迅速被更高的价格刷新。
张晓刚也被裹挟其中。因价格高涨，他与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一起被戏称为艺术界“F4”。创作于1992年的《创世篇——一个共和国的诞生》在2007年9月的纽约拍卖出306.5万美元，成为张晓刚作品全球拍卖的最高纪录。
张晓刚自己都惊讶“怎么那么快”。在上海被媒体问到市场问题时，他脱口而出：画卖100美元的时候，心里是实实在在的踏实，卖100万美元的时候，反而感觉很虚幻。
画“血缘”系列的时候，张晓刚觉得只要在艺术圈能有一些自己比较信任的、专业的人欣赏他的作品，就已经成功了。没想到专业人士认可，还一路受邀参加各种展览。张晓刚认为已经非常成功了。接下来还被市场认可——“他们问我什么感觉？我说远远超出我的期望值。真的。”
“我反而觉得不习惯，反而觉得很奇怪，出什么事了？自己作品的气质明明是阴性的，鬼里鬼气，病态的。这样的东西本来就不应该被大多数人喜爱。社会接受的东西应该是比较阳光的，比较容易理解的，这样才能引起共鸣。”
在2000年的上海双年展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给费大为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海外艺术家，除了他们所用的中国符号以外，还有什么创造性？”
费大为有备而来：“黄永砯、蔡国强他们所用的中国符号，可以被视为一种词汇，他们不仅运用中国的词汇，在他们的作品中也大量运用了国外的词汇，而且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价值也许在于他们在运用的过程中正在试图创造一种语法，这种语法是对西方的艺术具有颠覆意义的。”
最后，费大为说：“但我们不能脱离词汇去说语法，就像我如果反问你，如果我把你的问题的词汇完全抽离，你的问题还剩下什么？”
费大为“机智”的反问，赢得全场大笑，发问者张口结舌——但无可否认的是，“中国符号”、“迎合西方”的批评一直是中国艺术挥之不去的“阴影”。
张晓刚并不认同这种批评。他认为，所谓符号或者迎合，是要先了解对方的要求才能进行。他甚至会想，自己市场不成功就好了。“如果是市场上没有这么成功，只是正常而已，可能也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始终还是一个艺术的范畴，可能就好一些，别人也不会那么在意。”
对于被诟病甚多的中国当代艺术，张晓刚倒是抱持宽容的态度。以他个人经历为对照，他觉得当代艺术“走到这一步相当不容易”。出现艺术品价格虚高的状态，其实跟艺术本身没有太大关系。
“真正做艺术的人，我觉得在这个阶段恰好是一个好事情。大家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学术的问题。”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来源:南方周末)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