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义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人物、段子俱浩若星海，但通过以下三个关于艺术家的典型个案，可以大致勾勒中国当代艺术30年的变化发展。

    王广义是中国当代艺术最重要运动85美术新潮的主将，1990年后第一批接触西方商业体系运作，200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市场初步建立后，又与方力钧、张晓刚、岳敏君合称中国艺术圈F4，是贯穿中国当代艺术由理想主义-市场经济、艺术家-公众知名人物之发展脉络的典型代表；荣荣代表另一类艺术家，非学院出身，北漂，北京90年代继圆明园画家村之后最重要艺术家聚居区东村的代表人物，当年与张洹、马六明、艾未未等过从甚密，亦是中国当代艺术中观念摄影的先驱人物，并娶日本籍妻子，定居北京。2006年自己投资建立三影堂摄影展示空间，仍旧保留相当的理想主义色彩；小严，严文江，青年时为当地混混。来上海后，为诸多艺术家打工，将艺术家的创作设想付诸实施。在这一过程中接触当代艺术，并逐渐开始认为自己也可以成为一个当代艺术家。对当代艺术有着朴素的、私人的、大众的、迥异于艺术家的观点和看法。小严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当代艺术家，摆脱打工者的身份，他仍在为此努力。

    王广义“我的处境曾经很尴尬”

    如果要为到目前为止的中国当代艺术史找一个标本，没有人比王广义更合适了。

    王广义、张晓刚、方力钧、岳敏君被称为“中国当代艺术F4”源于何时何人，已不可考。可以肯定的是，当初发明这个说法的人，经历阅识的回溯，大抵以F4四位小哥红火的那两年为上限。当然，这个比喻的提出，在中国当代艺术史上的地位，一点不亚于85美术新潮和现代艺术大展这样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当代艺术终于从理想过渡到市场，从“精英”走向了大众。

    但单就比方而言，至少把王广义划作F4一点也不贴切——除了脸型长短和言承旭有点比较性之外。简单说来，王广义和另外三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他不仅是一位当代艺术家，而且是一位活动家。

    王广义1984年毕业于原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他考学考了四年，同一代的张晓刚第一年就考上了四川美院，用王广义的话说，“等我考上时，他差不多都成名了。”85美术新潮运动中的标志性事件，1986年举办的“85美术新潮大型幻灯展及学术讨论会”，是王广义拿着他毕业后供职的珠海画院的10万元经费张罗的。画院的人本来是想和全国美术系统拉拉关系欢迎领导莅临指导，不想来了批“牛鬼蛇神”放了些当时大家都不理解的作品幻灯。

    彼时，张晓刚是在昆明听作为西南艺术研究群体代表的毛旭辉传达的会议精神——“各地武装都起来了。”1988年“中国现代艺术创作研讨会”史称黄山会议，王广义也是重要参与者，在会上代表“北方艺术群体”和一位南方艺术家进行了一番艺术哲学大PK。这次张晓刚参加了，是作为“列席代表”，“但是第一次的邀请名单上没有我，这使我的处境很尴尬。”至于方力钧和岳敏君，当时一个在中央美院版画系，一个在河北师大美术系，都还是没毕业的学生。王广义回忆当时七八个朋友在一起，“每个星期最起码有两三次在一起谈艺术、谈哲学。那个时候谈论艺术、哲学和创作几乎差不多重要。而栗宪庭直接把方力钧们划作了下一代：“……一起聚会的时候，话题就是讲尼采……这跟后来，就是方力钧这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话题完全不一样，后来既不谈哲学，也不谈文化，也不谈艺术，谈女人谈生活。”

    1989年的现代艺术大展，参展艺术家基本就是在上面两次会议中圈定的。这次展览是中国当代艺术的分水岭，原因无他，一股潮流渐成气候，也就是看到权力和钞票的时候。王广义是第一拨看到钞票的艺术家，一个卖羊肉串的个体户花了一万元买下了他的一幅画。栗宪庭回忆说，那天王广义神秘兮兮地把他拉到办公室的角落，从一个破书包里哆哆嗦嗦地拿出几沓子油渍麻花的钞票来，哆哆嗦嗦地说：“今天晚上我们吃饭，老栗你来点，什么地儿都行。”二十年后，王广义一幅画作拍到3000万元以上，却也绝不会比那个午后更激动。

    如何面对钞票，绝对体现一位艺术家是否能够成功。岳敏君谈到他为什么能够冒出来时，是这么解释的——1990年代以后，开始有画廊和经纪人接触中国当代艺术家，同样漂在圆明园画家村，他本着有钱大家赚的心态很快签约，而很多画得不比他差的艺术家则不甘于受“资本家”剥削，“凭什么让他们赚我的钱？”结果就是，岳敏君成了F4，更多人被遗忘了。王广义是第一拨卖出作品的，同样是第一拨接触、进入西方当代艺术市场和评判体系的。1993年他参加了威尼斯双年展，在此之前，他离开珠海去了武汉，继而定居北京，自此之后，故事变得相对简单。在大部分时间里，王广义在做他那些为人熟知的《大批判》系列和不为人所知的装置；在大部分时间里，和大部分人的谈话，话题也不再是尼采。偶尔，他会回复到以往“活动家”的身份，比如今年的退展风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