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江

    小严“希望我的孩子当艺术家”

    严文江是河南人，当过街头混混儿、做过茶叶生意，进过雕塑工厂打工，后来遇到一些艺术家朋友，经常帮艺术家加工一些现成品，生活就此改变。他对当代艺术的了解，是通过不断给艺术家打工得来的。

    按小严的说法，他结识艺术家的重要条件，除了自己的手艺和技术，还有就是自己的酒量。看作品多了，小严无可避免地感觉他也可以做，并且“还可以做得更牛逼”。小严对艺术家的看法很矛盾，一方面他说艺术家们“他妈的不小心把我改变了，现在觉得认识了很多东西”，一方面又表示跟艺术家“基本不交流”。毫无学院化的街头经历，为艺术家加工作品的打工生涯，两者混合在一起，造就了小严跃跃欲试又犹豫不前的景况——一方面他相信搞艺术能够给自己带来激情和满足，一方面又担心自己太投入会竹篮打水；一方面他时时会冒出关于艺术的种种设想，一方面却又觉得要做好作品最重要的是需要大笔的钱，“总感觉做了作品卖不掉是个问题，要卖的话，材料不能太烂”，而他没钱；一方面他自信而骄傲，觉得艺术界没有好作品，“每次看完展览，觉得浪费了公交车费”，一方面他又极不自信，因为自己的非艺术家身份而不愿意过多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严有过很多创作设想，有些甚至画下了草图。他想着把汉代古碑复制成冰碑融化掉，还想着做一座古式的断桥，中间用很多电线和一些乱七八糟的垃圾连接起来。小严梦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梦想是否能够实现，他不清楚，但是有一点他很肯定，他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当代艺术家。

荣荣

    荣荣“自费”艺术

    荣荣是另一类中国成功艺术家的代表。王广义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前一年，1992年，荣荣带着一架海鸥相机从福建来到了北京。和王广义相同的是，荣荣也考了三次当地的艺术院校；和王广义不同的是，最终荣荣没有考上。荣荣和身为供销社经理的父亲达成默契，为父亲工作三年，换来离开家的自由和一笔开始新生活的经费。

    在北京，荣荣参加了摄影学习班，用学来的技术开始为一些流行摄影杂志——那会儿还没有现在所谓的时尚杂志——拍摄略带感伤的照片。这些偶尔能够发表甚至参展的照片，并不能养活他，父亲的资助告罄之后，1993年初，荣荣搬进了房租低廉的东村，却由此实现了人生的转折。

    当时圆明园画家村已告解体，东村聚集了完全不同于前者的一批艺术家，张洹、马六明、苍鑫、朱冥、左小诅咒……这批人主业不再是画画，而是表演。表演需要观众，大部分北京群众对这样的表演没什么兴致，而荣荣却是一个很好的观众，更何况手里还有一架相机，身边还有一个吸引不少年轻艺术家的喜欢画画的妹妹。今天我们看到的有关东村艺术家种种艺术行为的记录，至少有五成以上是荣荣拍摄的。在这样的拍摄过程中，荣荣无意中记录下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对实验艺术的认知远远要超过他考进地方艺术院校的所得，更重要的是，他由此结识了一批人脉，包括后来屡有合作的艾未未、刘铮、凯伦·史密斯以及巫鸿。

    东村生活是荣荣作为一个独立艺术家的起点，也是他至今保有的理想主义的源头。在个人创作的同时，荣荣一直有意无意地承担起记录一个时代的工作——除了记录东村的那些影像，他还和刘铮、邱志杰等人自掏腰包“出版”了中国第一本实验影像刊物《新摄影》。之所以出版要打引号，不仅因为《新摄影》在当时没有任何出版许可，而且作为影像类刊物，它不是印刷而是复印的。即便如此，这本从1996年到1998年出了四期的出版物，收集了当时中国几乎所有观念摄影艺术家的作品。10年之后，即使《新摄影》的复刻版，也要卖到四五百。

    2006年，荣荣再一次自掏腰包在北京花家地筹建“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据说这个接近美术馆的机构，花去了荣荣一半的积蓄。这个有展示空间、暗房、艺术家工作室、摄影图书馆、咖啡馆的建筑空间，由艾未未设计，先期投入耗资600万。在2006年艺术市场狂飙的背景下，荣荣贴巨资创办一个非营利性的展览、研究空间，除了理想主义情结别无解释。在荣荣身上，这种情结并没有因为其后的个人境遇的变化而消失，反倒愈来愈强：“十年前，房租交不起，你可以和几个朋友一起凑钱做一期只有几十本的复印的杂志，现在比那个时候条件应该好一百倍或者更多，为什么反倒不能做事情了？”(东方早报 里面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