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文化产业振兴规划》（以下简称《规划》）。这是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公布的第11个产业振兴规划，而位列其前的为钢铁、汽车等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产业。这一
高规格和姿态立即引起了各方关注。尽管到目前为止《规划》的全文还未公布，但已成为舆论焦点。
为此，7月26日，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中心联合召开座谈会。座谈会汇集了参与规划起草工作的有关政府官员以及国内文化产业界的知名专家学者，在第一时间对《规划》进行了解读。
讲意义：国家意志的战略体现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特别是近10年来的快速发展，我国的文化产业已经步入了快速发展阶段。但由于起步较晚，目前规模并不大。对文化产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应该具有的战略地位，多年来认识并不清晰。此次振兴规划的出台，进一步确立了文化产业的战略性地位。对此，与会的专家学者予以了充分肯定。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周文彰表示，《规划》的出台向全国、向全世界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发展文化产业的态度和决心，也是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以及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国务院研究室综合司司长陈文玲认为，《规划》的出台意味着发展文化产业已经从理论研究层面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一个国家只有在文化上崛起，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强国。云南省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文化厅副厅长范建华在书面发言中表示，《规划》的出台是文化产业发展和建设的里程碑，文化产业由党的方针转为国家意志，标志着文化产业将拥有更具推动性、执行性和成长性的未来。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部副主任祁述裕认为，《规划》的出台，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确立了文化产业在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及产业转型中的作用和发展的路径。
本次《规划》出台的时间节点也耐人寻味。全球性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还未完全明朗。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从而保证经济增长速度，并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大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文化产业能够发挥怎样的作用，不仅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也直接决定了文化产业在此轮产业结构调整中能够具有什么样的战略地位。对此，《规划》予以了充分关注，专家学者们也进行了充分的解读。
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晓明认为，规划里特别提到以结构调整为主线，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型，意味着结构调整将成为这一轮产业发展的重点，也标志着文化产业发展从前一个阶段的政府推动型走向市场驱动型，从外延式增长转向内涵式增长。范建华认为，《规划》出台的时间节点很特殊，一方面来自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社会环境，另一方面处于国家“十二五”前夜的重要阶段，《规划》出台的强势推动，将使文化产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真正“硬起来”。
谈亮点：文化创意、高科技、跨区域、降低准入门槛、资本市场
从目前已经公布的要点看，尽管《规划》的具体内容还有待进一步细化，但仍然充满亮点。其中，对文化产业的门类划分，以及文化与高科技融合，促进文化产业跨区域整合等方面得到了专家学者的充分关注。
多年来，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之间的辨析一直是令学界“头疼”的问题。对此，《规划》中将文化创意与影视制作等并列为重点发展的文化产业门类，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文化产业和文化创意产业做了概念上的辨析。对此，张晓明认为，《规划》中提出的八大任务的结构性布局是一个非常新的思路，这一分类和以前文化产业的有关文件不同，是从横向逻辑转向了纵向逻辑。范建华认为，《规划》中的这一划分方法不仅解决了理论界关于文化产业概念的争论，而且为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的统计口径、产业布局埋下了伏笔。这也进一步表明，文化产业与其他产业的结合将在创意的纽带作用下不断释放新的活力。
此外，《规划》中明确提出文化产业发展要以科技进步为动力。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冬表示，没有科技的武装，文化产业发展不可能取得超越。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数字技术、信息技术将对传统的出版业、报业、发行业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另一个症结是，区域和行业的人为分割所导致的市场无法整合，以及随之而来的市场主体的弱小。对此，《规划》提出要推动跨地区、跨行业联合或重组，培育骨干文化企业。社科院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章建刚认为，尽管真正做到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重组还有很多实质性的困难，但是《规划》中能够提出这一点就不失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亮点，也是一个实质性的进步。
清华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熊澄宇认为，此次《规划》在国家的层面出台，将有利于打破这一症结。
此外，降低准入门槛，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政策允许的文化产业领域，是《规划》中对文化产业发展提出的另一个指向性的路径。对此，张晓明认为，今后在发展文化产业的组织形式上，在市场集中度方面应该是大中小并举，各种规模类型企业互相平衡，改变目前我国文化产业领域小企业众多，缺乏大企业和战略投资型企业的状况。祁述裕则表示，搞活和放开文化市场，是让企业获得生存发展、实现公平竞争的基本条件，这一点，从近年来我国网络文化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可以获得充分证明。
《规划》中提出加大金融支持，引起了专家学者们对文化产业相关资本市场形成的讨论。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陈少峰认为，上市可以解决融资等诸多问题，还会推动相关配套政策的制定和出台，进而推动体制改革、资源配置，包括走出去，从而形成一盘“活棋”。相关的上市和资本运作政策要有合理的结构，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一视同仁。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范周则表示，《规划》一经出台，许多传媒股便出现了“一日游”的行情，这说明与文化产业相关的资本市场还存在很多不足，需要完善。
抓落实：关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溢出效应、人才培养、不平衡发展
目前，《规划》的全文并未出台，如何更好地落实这份意义重大的《规划》，以及如何更为细化地解决文化产业某些节点性问题，专家学者也表达了看法。
作为政府意志的体现，《规划》的出台充分说明了文化产业所受到的重视。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互动，关系着《规划》能否更好地落到实处。陈文玲表示，在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起到的作用有“三规”：规划、规制和规范。因为文化产业作为国民经济中的重要支柱产业，它的运作必须是市场化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在文化产业中和其它的产业中并无区别。章建刚认为，发展文化产业的最终力量一定是来自民间的自发性力量。在此过程中，政府起到创造环境、制定政策的作用即可，不需要过多地插手企业本身的成长壮大。
文化产业如果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型产业，必须发挥其对其他产业的带动作用，比如说文化创意对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这关系着我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对此，陈文玲表示，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要提升，必须提高其中文化元素的含量，必须加强文化创意与制造业产品的融合。祁述裕认为，文化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提升民族的文化素养，提高文化产品和相关产业的文化涵养。也就是说文化产业振兴并不是文化产业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经济质量提升和整个经济文化涵养提升的问题。
人才培养也是各位专家一致认为非常重要的问题。范周认为，人才培养是《规划》能否实现的关键问题。因为文化产业和一般的制造业不同，是源于个人的创意行为，人的素质决定了产业的整体发展。现行的教育体制和学科设置都为文化产业的人才培养造成了不少的阻碍，亟待改进。陈少峰表示，目前文化产业学科设置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高校对这一专业的重视不足，必须加大力度解决这一问题，否则必将制约文化产业的长期发展。
另一方面，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存在的不平衡发展现象也影响到了文化产业，还隐含着文化民生以及民族区域文化发展的问题。对此，范建华表示，《规划》提出了发展区域和民族特色文化产业群，这表明在国家层面上，除了强调一般意义的产业形态之外，开始注重地区的差异性，尤其是西部地区，破解了以往文化产业政策“一刀切”的现象。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庞井君表示，在四川甘孜地区的挂职使他意识到，对于某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而言，要优先考虑文化民生问题，考虑各族群众的基本文化权利，更要考虑文化生态的保护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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