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民收入分配过度偏向机构

 《21世纪》：既然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不高，消费又那么低，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居民部门以外的储蓄率太高？

  黄亚生：对。今年7月3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北京举办的首届全球智库峰会上有一个涉及此内容的演讲。根据他的讲述，在1992年到2007年之间，中国居民储蓄占GDP的比例基本稳定在20%左右，因此居民储蓄变化肯定不是总体储蓄率大幅上升的主要原因。反观同时期的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则发现两者都有大幅度攀升。比如企业储蓄占GDP的比例在1992年是11.3%，2007年这一比例达到了22.9%，占比增长超过一倍；政府储蓄在1992年占GDP的4.4%，2007年该比例提升为8.1%，占比增长接近一倍。这些数据非常清楚的表明，中国总体储蓄率的上升并非来自居民储蓄的增加，而是来自机构储蓄的增加。

  《21世纪》：从这点来看，中国的问题并非在于老百姓喜欢存钱，而在于我们的制度将本应流入居民部门的收入导向了机构，由此催生了我们重投资轻消费的格局。

   黄亚生：我最后的结论就是如此。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印度的居民储蓄率比中国高，那它为什么还可以靠消费来拉动经济增长？本质的原因在于印度经济增长的成果实实在在的转化为了老百姓的收入，而中国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过度偏向机构，导致居民消费有心无力，而机构储蓄则是节节攀升。

  《21世纪》：您刚才反复强调了居民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但按照支出法来计算GDP，其消费指标用的是最终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最终消费包含了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两部分，这里面既有消费品消费，也有服务业消费。也就是说，机构消费和居民消费都可以拉动经济发展，那您为何要强调居民消费的作用呢？

  黄亚生：居民消费和机构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同的。比如说张三努力工作赚到钱之后买了一辆车，这极大的提高了他的生活品质，并进一步激励他去努力工作赚钱。假如社会上大部分人都像张三一样行事，那么经济增长就获得了一种持续不断的内在激励，这对长期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买车的不是张三，而是政府，那情况会有什么不同呢？先说明一点，政府消费主要指的是行政消费，并不包括政府投资，因为那属于投资领域。对政府来说，其唯一的收入来源就是纳税人，所以要想开更好的车就必须有更多税收，而更多税收势必意味着居民收入的减少，并随之降低了居民消费，等于说政府消费挤掉了居民消费。

  同时，政府为了买车而征收了更多税收，这对纳税人来说意味着自己赚钱却让别人来享受劳动成果，这明显会打击人们的工作积极性，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所以从这点上说，过多的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是具有破坏性作用的。

  国有企业的情况和政府有相似性，因为国有企业往往占有了垄断所带来超额利润，这些红利本该通过种种形式分配给大众，但现在却被企业独占。假如企业这时候用这些红利去买车消费，那么这将产生和政府消费类似的效果。

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政府和国有企业的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太高，长期来看，这既不利于公平，也无益于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