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危机政策应聚焦于提高居民收入

 《21世纪》：假如从提高居民消费的角度来看，您如何评价目前的反危机政策？

  黄亚生：2003年以来，居民收入的增速有所上升，我认为应该肯定政府在这方面的作用。去年第四季度中国经济出现了剧烈下滑，政府为此推出了一系列反危机政策。一方面，政府通过激进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来扩大投资，大兴土木；另一方面，政府也花了一定资源去加强社保。

  这种政策组合强化了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的利益，也帮助了农民等弱势群体，但对后者的帮助远不如对前者的扶持。在我看来，这实际上拉大了中国在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缺口。因为国有企业等强势集团在获得资源之后，一般会倾向于扩大投资，增大整个国家的生产能力，弱势集团在得到帮助之后一般会增大消费需求，但这些增长的需求远赶不上供应能力的增加。过去我们可以通过净出口来解决过剩产能，现在出口形势不好，我们就暂时用投资来替代。投资在短期内是一种需求，但从长期来看这会增大供应能力，在未来会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假如未来外需恢复增长，那么我们依然可以回到过去的增长模式。假如外需一去不复返，那我们进一步恶化的供需矛盾肯定会爆发，并给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就像之前说过的，我并不反对社保，但加强社保对经济的重新平衡恐怕作用不大。现在我们一方面投巨资兴建基础设施，一方面加强社保。我觉得前者对中国经济转型的作用可能是很负面的，后者虽然有正面作用，但对经济转型来说它的作用可能更偏中性，所以综合来说，我对目前的政策持比较负面的看法。在我看来，更好也更简单的办法是不要给强势集团资源，而应该把钱倾向于弱势集团，这样能逐步缩小我们在供需之间的矛盾，从而推动经济的再平衡。

《21世纪》：您认为反危机政策应该着力于对弱势集团的帮助，那具体怎么做呢？

  黄亚生：短期来看，我觉得国家应该把这些修路修桥的资金全部拿给老百姓分掉，而且这笔钱的分发最好不要经过地方政府，免得被层层截留。中央政府最好根据每个人的身份证，将钱打到他的个人户头上去。巴西近几年在这方面有很好的尝试，值得我们学习。

  另外，还可以考虑给中小企业减税。因为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的主力军，也是经济中最具活力的部分，帮助中小企业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从长期来看，中国需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改革。在我看来，中国现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说都是农村出的问题。比如我过去讲过，1990年代农村金融萎缩了很多，这造成农村地区的创业活动无法孵化，并进而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在当地就业，只能前往沿海打工。这一方面压低了整个劳工阶层的收入水平，另一方面也使得沿海的加工厂毫无产业升级的动力(参见本报2008年12月30日27版《农村问题是未来三十年中国经济持续良性增长的关键》一文——编者注)。

《21世纪》：除了农村金融改革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改革比较重要？

  黄亚生：从根本上说，我赞同大部分人的观点，就是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最终要靠城市化。但城市化有不同的模式，我们究竟要走一种什么样的城市化，这是一个大问题。很多亚洲国家在经济起飞的时候，其第一批富人很多都是农民，例如日本。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周边的土地升值，拥有土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卖地来致富。这些卖地致富后的农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市民，在城里做点小生意或干点别的事情。总之，他可以凭借卖地获得的资本在城里立足。这种模式一方面扩大了城市的范围，把农民变成了市民；另一方面这些新进市民比较容易在城市实现一个更为富裕的生活，反过来这又会推动城市化的进程。

  但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则显示出了另外一种景象，例如1960年代的巴西和印度。这些国家的城市化是一种政治城市化，其并没有给予农民足够的机会成为有产市民。相反，这种模式塑造了大量的城市贫民窟，这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中国现在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地区逐渐变为城区，相关农地随之升值，但现行征地制度并未给予农民足够的补偿，因此这些人可能今后只能作为失地农民徘徊在城市边缘，而无法成为真正的市民。

  我希望中国走日本当年那样的城市化道路，尽力避免巴西和印度的城市化模式，为此我们需要在中长期内增加农民收入，让其逐步过渡为市民。现在来看，增加农民收入的长期措施有三个，一是打工，二是创业，三是卖地。我的观点是这三条路都应该给农民，让他自己去选，而不应该只给一条或者两条。现在中国农民进城打工已经是常态了，但创业和卖地仍然困难重重。

  先说创业。实际上农民不缺创业精神，缺的是金融资源。据一份调查统计显示，1980年代在中国农村地区，60%的农户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我的研究进一步发现，获得贷款的家庭主要是创业的家庭，尤其是从事一些非农创业活动的家庭，比如做小买卖。但到了1990年代，农村地区只有30%的家庭可以获得正式和非正式的贷款了，而且获得贷款的往往都是村干部和党员家庭，创业已不再是获得贷款的相关条件了。所以我们迫切需要在农村地区推动金融改革，以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再说卖地。目前我参与了经合组织(OECD)的一个研究计划，负责撰写了一份研究城市化对当地居民收入影响的报告。在研究中，我发现中国的城市化几乎没有增加当地居民的收入，这其中的核心原因就是农民从土地升值中的所获太少，其收益主要为政府所得。所以我主张土地产权改革要进一步推进，农民应该直接参与土地市场交易，让其从城市化进程中获得更大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