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子明卷》，因为深受乾隆喜爱，每观赏一次就题诗一首，先后题了48年、50多处，把画卷上的留白处统统变成了密密麻麻的黑字。就是这样还意犹未尽，最后实在没有地方题字了，乾隆在前隔水题了一句“以后展玩亦不复题识矣”。
《富春山居图》真迹，却以赝品之名得以保全“清白身”，可谓离奇大幸。
乾隆逝后，翰林院编修胡敬等校阅石渠旧藏，《无用师卷》编入《石渠宝笈》三编，但仍无人为其正名。
就这样，这幅真迹不受打扰地在清宫里静静地躺了近二百年。直到1933年，北京故宫重要文物南迁，万余箱珍贵文物分5批先运抵上海，暂存至1936年。《无用师卷》、《子明卷》都在其中。
1935年，故宫藏品赴伦敦参加国际展览，吴湖帆任审查委员并负责整理展品，有机会初见《无用师卷》真容。
有一种观点认为，《无用师卷》、《子明卷》的真假是吴湖帆鉴别出来的。而记者查阅的《吴湖帆日记》、《吴湖帆年谱》、《吴湖帆传》等都没有谈及此事，相信这只是一个讹传。
最先看出两画真伪的，实际上是吴湖帆的弟子徐邦达。徐邦达现在是故宫研究室研究员，中央文物鉴定委员会常务理事，有“国眼”之称。
1933年，故宫文物停放上海期间，徐邦达在库房里看到了这两幅真假《富春山居图》。《无用师卷》上明显的火烧和修补痕迹、《子明卷》不合规制的题款位置，引起了他的注意。经仔细考证，徐邦达推翻了清宫对两幅《富春山居图》真伪判断。《无用师卷》终于“验明正身”。
至吴湖帆得到《剩山图》时，《无用师卷》已是举世公认的真迹。《富春山居图》首尾两段得以互为印证。设若世间仍以《子明卷》为真，则《剩山图》真迹只能是吴湖帆眼力所判，与《子明卷》对照之下，恐怕真的会“假作真时真亦假”。
《无用师卷》与《剩山图》虽分隔数百年，却气息相通，正名、现世相隔不过几年。冥冥中，《富春山居图》自有神韵相继，画虽断，而魂未分。
此后的十余年中，《无用师卷》与近百万件故宫文物一起，历尽艰辛坎坷，行程数万公里，辗转运抵南京、四川、贵州……至抗战结束后，陆续运回南京，又于1948年底，被运至台湾。
从此，将它与《剩山图》分隔开来的，就是那一湾浅浅的海峡。
入藏浙博
《剩山图》居于上海吴湖帆“梅景书屋”中十余年，直至1956年。这一年，吴湖帆将他装裱珍藏的《富春一角》长卷出售给了浙江省革命文物管理委员会。
吴湖帆何以舍得转让这幅“梅景书屋所藏第一名迹”？据说，当时在浙江省文管会供职的沙孟海获知《剩山图》藏于“梅景书屋”，心情颇不平静。他想，这件国宝在民间辗转流传，因受条件限制，保存不易，只有国家收藏，才是万全之策。于是，他数次去上海与吴湖帆商洽，晓以大义。吴湖帆看到新中国政府相当重视书画文物，爱护不遗余力，深受感佩，终于同意割爱。
由于当时经手《剩山图》转让的几位当事人皆已作古，这一段文博界传奇的诸多细节已经无法重现。浙江博物馆副馆长汪济英当时也是文管会成员，他的回忆或可弥补一些片段。
汪济英告诉记者，文管会之所以能够成功收购《剩山图》，与其人员构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53年冬天，转业干部汪济英被分到文管会。作为一个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军人，初到这个终日与古物打交道的沉闷机构，汪济英多少有些不适应。但很快，他就被文管会聚集的众多饱学之士所倾倒，至今提起来，汪济英仍对当时一众学者、专家身上所特有的高士风范心神向往。
文管会主任邵裴子，是中国最早一代留美学生，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曾任浙江大学第二任校长，在江浙文化界声望极高。他把一大批文化名人召集到文管会之中。
文管会成立后不久，因邵裴子身体不好，就由副主任郦承铨主持工作。郦承铨是名动江南的书画大家、鉴定家，二十岁出头时就已成名。1949年春天，郦承铨正在台湾大学讲学。听说解放军要渡江了，立刻辞掉教职，冒着纷飞战火赶回来，迎接新中国。正是他在任时慧眼识宝，力排众议，拍板决定收购了《剩山图》。
沙孟海先生更是传奇。他是当世中国书法巨擘，曾任国民政府总统府秘书，其二弟沙文求是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市委秘书长，广州起义时牺牲；三弟沙文汉是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省第一任省长；四弟沙文威是中共地下党员，以国民党专员的身份在国民党营垒中隐匿了十八年，利用沙孟海的掩护为革命做了许多贡献。
沙孟海与吴湖帆交情较深，收购《剩山图》就由他具体操办。而为了说动吴湖帆，沙孟海还请来了钱镜塘、谢稚柳等书画、鉴定名家从中周旋。还有著名书法家、文物鉴定家朱家济，著名学者、蒋介石“文胆”陈布雷的胞弟陈训慈……
汪济英说，这样一批深明大义的学者名流，都与吴湖帆有着或多或少的交往，在书画艺术、收藏鉴定上又与吴湖帆心有戚戚，这才能让他觉得，《剩山图》转让给国家保存是真正得其所哉。
没想到的是，吴湖帆虽肯售，文管会要买还是颇费了一番周折。
首先就是价格。吴湖帆要价5000元。这在上世纪50年代可算是一笔巨款了。
“就《剩山图》来说，吴湖帆要价不高，甚至可以说低价转让。”汪济英说，“虽然只是《富春山居图》一角残卷，但它仍称得上价值连城。”
但对浙江文管会来说，这个价格就太高了。浙江省文管会的职责是调查与保护全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但不属收藏单位，因此没有固定的购藏经费。一下子拿出5000元，文管会全年经费被占去大半，势必影响其他工作。
另外就是对《剩山图》真伪尚有争议，虽然主要专家都认定吴湖帆所藏为真，但仍有不少人怀疑。个人收藏家花大价钱买了赝品是“打眼”，只能自认倒霉，可要是花公款买到的却是赝品，这个责任由谁来负？
汪济英还曾听说过一个传闻，当时吴湖帆转让《剩山图》有一个条件，搭售一幅元代王蒙《松窗读易图》。对这幅画的争议更大，几乎是众口一致认定赝品。买这幅，几乎就会被看作“知假买假”。这给文管会又出了个难题。不过，这幅画此后没有了下文。汪济英说：“也许搭售一说本就是个传闻，也许最后是文管会做通了吴湖帆的工作，总之文管会还是用5000元买到了《剩山图》。”
最终拍板做出购买《剩山图》决定的，是文管会副主任郦承铨。这个决定可以说是力排众议，当然，郦承铨也承担着极大压力。汪济英说，他曾在郦承铨的一篇文章中看到这样的记录：“余力主购黄公望《富春图》残卷，谤议朋兴……”
虽然当时有非议，但《剩山图》终于入藏浙江博物馆，如今已成“镇馆之宝”。几十年后，《富春山居图》的这幅残卷公开大展，今人大众亦可近观赏鉴，传世名画也由此幸得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