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砚进京

　　30年前背端砚北上

　　一包砚换回数千元

　　端砚石材作为一种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开采须先经国家批准。改革开放后，各行业的经营体制逐渐放宽，肇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端溪名砚厂和白石端砚厂分别获得了端砚“四大名坑”中的老坑和麻仔坑的开采经营权。尽管如此，个体制砚师还是找到了体制的“漏洞”。

　　罗海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他常去搜寻“公家”采石过程中滑落山脚的碎石和“公家”抛弃的边角料，拿回家去因材施艺，细心地加工、雕琢成一方方图案精美的砚台。当时的肇庆经济尚未腾飞，前去当地采购端砚的外地商人少之又少，于是，他便有了背砚北上推销的想法。

　　罗海首先想到的，是中国的文化中心——首都北京。某一天，他背着几十斤端砚登上火车，开始了北上之旅。在那个年代，个体户的销售渠道非常有限，罗海很聪明，直奔京城的文物店和友谊商店等对外商店。若在北京没卖完，他就又转战天津和上海。

　　起初很艰难，他时常得因为买不到火车座票而站上一两天的时间。但他很快就有了回报：每次北行，都能赚到数千元。在当时的收入水平和物价水平下，这是个天文数字。罗海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从上海飞广州的飞机票卖72元一张，我坐过好几次。”

　　当时，端砚在现代社会的影响力已显露无遗，在东南亚等华人文化圈以及日韩，端砚备受追捧，成了肇庆出口创汇的重要来源。

　　被迫封坑

　　村民偷采很猖獗

　　政府无奈出重拳

　　有利可图的领域就会有犯罪。经过20年左右的市场洗礼，端砚“只涨不跌”的坚挺态势引起了各方的关注，就连肇庆当地的“文盲老农夫”也都知道了“这玩意儿能卖大价钱”。占着天时地利人熟，有不少居住在矿址周边的村民加入了偷采的行列。1999年，肇庆市政府决定停止开采位列“四大名坑”之首的老坑的开采。2000年，又全面停止对其余名坑的开采。

　　此前，老坑一直由端溪名砚厂承采。肇庆市国土房管局矿管科科长钟天焕向记者介绍，开采砚矿是项艰苦的工作，普通石材的开采可用炸药爆破，而端砚作为一种名贵石材，爆破会把老坑内原本大规格的上等好砚炸得粉碎，实属暴殄天物。因此，工厂方面聘请了一批民工用铁锤敲击，“愚公移山”地取材，厂里派人监工。作为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注：现已改制），显然没有能力监管砚矿的合理开采及不被偷采。在这样的背景下，暂停开采有其必要性。

　　同样是在2000年，广东省国土资源厅把端砚列入“保护性稀有矿产”名录，上收此前一直归肇庆市所有的端砚开采证发放权，对端砚的保护力度进一步加强。

　　2003年，肇庆市为消除非法开采，全面“封坑”，五六十个出产端砚的主要矿坑被钢筋、水泥严严实实地封上了洞口。从此，端砚进入“纯库存加工”时代。

　　显反效果

　　越封越贵越偷采

　　安营扎寨“躲猫猫”

　　政府封坑的目的，是保护稀缺的砚矿资源。可出乎政府意料的是，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迅速施展了它的魔力。端砚业界及民间收藏家、炒家从封坑的信息中解读出了“端砚价格日后必将大涨”的信号，端砚价格很快就在这种普遍存在的市场预期的支撑下出现大涨。牟利心切的部分村民变本加厉，开始更加疯狂地偷采砚石。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制砚厂老板对记者说：“当时有些村民为了偷矿，甚至连命都不要了。比如说，那些传统的名坑都经过了上百年历史的开采，找准了位置，从岩壁往里凿，越凿越深，凿得越深，塌方的危险就越大，于是工匠们会每隔十几米挑选一块质地上好的砚凿成石柱，以起到支撑作用。有些偷矿的村民在听说石柱是上等好料后，不惜用炸药去炸它。你想啊，要是某根石柱炸断后导致塌方可该怎么办？那不就出人命了吗？”

　　钟天焕向记者透露，偷采最猖狂的时段，是2006年左右。为了“对付”偷采者，他没少受罪。“很多偷采者都是村里的‘一霸’，村民不敢吱声，甚至有村领导参与其中，这让我们很难办。”

　　端砚矿坑基本都位于人烟稀少的大山深处，国土局的工作人员每次接到举报，都得翻山越岭火速赶去。由于交通不便，等工作人员赶到后，偷采者多半早已闻风而逃；即使被抓到现行，偷采者也多半能通过对当地地形的了如指掌以及熟练的爬山技巧而成功脱身或玩“躲猫猫”。

　　麻仔坑位于肇庆下辖的高要市境内，工作人员坐轮渡到西江对岸后，还需步行约2个小时方可到达。山势陡峭，爬山时无固定物可抓，在那里追逐偷采者常把工作人员累得直喘粗气。钟天焕笑着说：“有个大学生在我们这里实习，跑了没几步就不行了。我是当侦察兵出身的，前几年还能在山上跑一跑，今年55岁了，有些跑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