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我们相信中国政府
20年前，有人争辩说“日本是不同的”，而东京的经济政策是优于西方的。许多畅销书赞美那块太阳升起的土地。有一本书叫《日本第一》，如今臭名昭著。今天，同样有许多人说，中国经济是特别的，中国的政策优于其他国家。同样有许多人预计，中国将问鼎经济霸权。
中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比前苏联成功的多。30年来，中国的经济不可思议地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本世纪初，政府在经济没有停顿的前提下，成功地解决了银行的巨额坏账问题。近年来，中国建立了达2.4万亿美元的巨大外汇储备，令其有了不可战胜的光环。
中国似乎成功地避开了全球金融危机，这进一步增强了决策者的声誉。在出口市场崩溃的情况下，去年中国经济依旧轻松超越了8%的GDP增长目标。
一位著名的英国投资者近日宣布，他放弃退休，到香港来运行一个中国基金。其中的一条理由是看好“中央计划的有效性”，现代中国的奇迹之一是，它使一些世界上最热情的资本家热烈地投入到社会主义的经济中。
不过，无论是经济理论和历史，都证明中央计划不是经济发展的最佳模式。中国确实迅速发展了三十年，但在中央政府看的见的指挥下，经济已成畸形。在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增长。中国向西方的出口，已经是日本最繁盛时期的两倍。不靠贸易保护，该国已无法保持贸易顺差。经济大衰退发生后，这种威胁变得格外尖锐。
非常高的投资水平也带来了资本错配的风险(这点在下面会更详细讨论)。还有就是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参与度过高。中央政府制订GDP增长目标，并分解给地方政府。问题是，地方政府可以糊弄中央。古德哈特定律指出，每当经济指标成为政策目标，它就失去了信息的作用。在中国，GDP增长已不再是一个经济过程的结果，而是成为了目标。
传闻证明，地方政府的许多决定，无论是开展新的基建项目和发展房地产，都是实现增长目标的需要。在许多方面，这使人联想起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公司在牛市时期设立的收入增长目标。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当资源分配的目标是为了一串数字，不好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中央的政策似乎也扼杀了国内企业。虽然国有企业的作用已经下降，但仍从国家控制的银行获得贷款优惠。相比民营企业，国企得到了优待，因为民企不得不从银行体系之外获得高利率的融资。香港金融管理局最近的一项研究称，如果国企以与民企同等条件的利率贷款，利润会消失；研究还发现，超过半数的民营企业没有机会从银行借款。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所写的书介绍，中国正从上世纪80年代的企业资本主义转向国家控制的资本主义，将注意力放在大型投资项目(比如上海浦东金融区的发展)、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上。中国在此期间建立了诸多较好的基础设施，但经济发展伴随着收入不平等的加剧、GDP中的消费份额下降和创新的缩减(以上海新的专利衡量)。黄教授认为，中国的快速增长带有欺骗性的，因为国家可以比私营部门更快的速度投资。然而，投资的质量较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