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编者按：推进中国民主、科学事业的中坚英才，中国民主思想的重镇、中共贵州省委前书记、中宣部前部长、本刊编委朱厚泽同志，2010年5月9日于北京逝世，享年80岁。这篇文章经作者生前多次修改，准备在本刊发表。作者希望几位学者和他共同讨论这个问题，但相关文章没有准备好，等待不及，先发此文，以为纪念。

   本文摘自《炎黄春秋》杂志2010年第6期，作者：朱厚泽，原题：《当今文化焦虑问题——对文化问题的几点非学术思考》

   广义的说，凡地球上的非自然存在，以及打上人类印记的自然存在，都可以叫做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文化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

   在西方许多国家，文化和文明在词义上是相通的。在中国的汉语中，往往把一定的文化类型，把凝固在一定的社会结构中，并存续一段历史时期的文化，称为文明，不仅涵盖一定文化的特征，还涵盖一定文化发展的程度。为区分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属性，或为强调它的政治和制度的层面，又区分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等等。

   文明差异和文化交流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想稍微离开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具体的历史，一般性地考察文明发展进程的全球态势。

   无疑，各种文明总是在一定人群、一定的地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总是以一定的自然环境为背景，又以一定的人群作载体。因此，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种种文明，势必存在着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各自的特点和风貌。但是，在一个横断面上对它们进行的观察，又无法比较出它们的高低优劣。比如各个民族的文学艺术，你怎么比啊？因为习俗和审美的不同，这个民族喜欢这个，另一个民族喜欢那个。

   然而，由于资源（自然的，人文的）聚集不平衡的绝对性，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文明的发展又是不平衡的。既有相对走在前头的，也有相对发展靠后的；既有处于中心区域的，也有处于边陲的。文明发展程度不一，就会产生“文明的落差”。这与流水的落差一样，必然会从高端向低端流动，从中心向周边扩散。或周边地带也会被中心地区吸引，主动去学习和接受高端文化，以提升自己。

   中国历史上曾是东方文明的中心，日本派“遣唐使”学习唐朝文化，是吸纳高端文明的例证；而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则深深刻录了这种文明流淌和扩散的轨迹。

   当然，文化交流现象还不仅仅由于“文明落差”引起的。相对先进的民族向相对落后的民族吸收文化营养，以丰富自己文化内涵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的。中国中原地区自汉至唐，从西域各民族那里不仅学习了佛法，而且学习了许多种植技术——如西瓜、核桃、棉花等等，还学习了音乐、舞蹈、杂技、绘画等许多文化艺术。而《西游记》描写唐僧取经，玄奘最后回到长安，关起门来译经，是因为发现了和我们不同的印度文化，觉得它很值得我们去了解、去吸取。这种不同文化相互流动、相互影响、取长补短的历史现象，也是不可忽视的。

   总之，文化的交流、扩散、转移、相互接纳、互补、融合，是人类文明发展不可遏制的历史主流。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人群孕育出不同的文明，决定了文明的多样性；而文明的差异，特别是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聚集的不平衡，又决定了文化交流的必然性。

   在人类文明发展到资本主义出现的时代，因文明落差而引起的文化交流，就是所谓全球化的过程。什么是全球化？定义很多。我认为全球化就是指当今世界人类的活动已经或正在急速地、大规模地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疆界和自然地域界限，从经济、文化、政治、社会的各个方面，日益密切的互相交往、互相联系、互相求索、互相利用、互相满足、互相融合、互相制约，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分难解的一种全球性的发展趋势、运行状态和演化过程。

   中国近代和现代面临西方文明的两次大规模进入，反映出不同的时代特点。第一次是从19世纪40年代开始，正值资本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西方文明东来，是以贪婪的经济侵略（倾销工业产品和掠夺原料）为主导，以血腥的军事侵略为手段，它给中国带来西方文明的同时，也给几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深深的灾难和屈辱的感受。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叶，革命与战争时代逐渐为和平与发展时代所代替，西方文明东边来，是带着高新科学技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宪政政治的伟力，中国人民从全球化的进程中，感受到严重的挑战并争得新的发展机遇。

   在近代和现代两次外来文明大规模进入中，我们民族在应对上，似乎反复地表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

   第一是器物层面的东西比较容易认识，容易接受，在清末是“坚船利炮”，在1950年代是“两弹一星”。但是对于器物后的制度层面、文化层面的东西，则不容易看清楚，不容易接受。在洋务运动开展若干年后，我们被历史上曾是中国文明的学生——日本打败后，才认识到进行制度改革的必要性。至于从制度改革的层面进入到文化改革的层面，出现像鲁迅、胡适那一代人，则更晚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抓紧“两弹一星”和重工业的建设，看来也是必然的，事后看来，虽然有值得讨论之处，但难于非议。不过，后来的实践证明，如果没有制度层面上的改革和创新，吸纳人类文明的新成果，提升我国文明的层次是有一定困难的。

   第二是我国面临外来强势文明进入的时候，正是国难当头或危机四伏的时候。因此，在器物层面接受外来文明时，采取了国家主义的形式：用国家垄断资源，政府直接委派官员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搞“国家工业化”。对民间力量限制、削弱，甚至企图把它消灭。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民间力量的活跃，没有社会的生机和活力，要想持续发展是不可能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的改革决策，正是对我们近代现代历史痛苦教训反思的结果。

   前两年，在我们讨论全球化问题的时候，有人讲：“全球化”不就是往北美那个国家那里“化”吗？不是把全世界都“化”成它那个样子吗？国外、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也有这种论调。2008年，在广州我对提出这个问题的同志说：你说当今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这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从高新科技到“好莱坞”、“可口可乐”、“麦当劳”，都是从美国来的。但我们不能不问：为什么20世纪的全球化突出表现为“美国化”呢？要先回答而且从历史的角度考察，还应该先问一问：为什么18世纪、19世纪的全球交往，主要表现为“英国化”呢？还要问一问：为什么在八、九、十世纪的时候的国际文明交流中，东方表现为“中国化”，或者叫“汉化”、“唐化”呢？

   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正是我前面说的，在不同时期，文明有中心和边陲，有高端和低端。处于低端和边陲的国家、地区，总是希望从高端拿到新的文明成果来丰富自己、提升自己，来充实和发展自己。而居于高端和中心的国家及地区总有一种向四周扩散的趋势。

   在文明扩散和转移的过程中，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处于高端的先进的文明向低端和边沿扩散，提升了低端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传播过程中会伴随着磨擦和冲突。

   为什么会有磨擦和冲突呢？

第一，高端文明是从处于高端的那个民族和国家中孕育出来的，必然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特点，这就有个价值判断问题，即是与非，美与丑的判断。价值判断的标准不同，在交流和传播中就会与接受地的文化产生磨擦。

第二，从一定民族国家中孕育出来的文明，它在向外扩散、传播过程中，必然会带有那个民族和国家的利益，这就会与其他的民族和国家发生利益上的碰撞。此外，高端文化向外扩散过程中，也不是很纯洁的文化，难免泥沙俱下，鸦片随同英国商品进来了。因此，高端文明扩散的过程，不要幻想是牧歌般的，不是演奏着圆舞曲、迈着轻松舞步的过程。磨擦、碰撞有时会爆发为战争，强势的文明对弱势的文明采取征服的办法，甚至是灭绝的办法。一旦高端文化和落后文化发生冲突，吃亏的往往是后者。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我们诚心向西方学习，结果却是“先生打学生”。

   既然文化传播过程有二重性，那么，对于二重性的事情就应该采取二重性方针。第一，判断清楚，那是先进的文明，我们就要把它拿来，学到手，拿过来为我所用，丰富自己，发展自己。第二，对于传播中的文化磨擦，对于传播中的利益冲撞，就应该用国际间共同遵守的国际规章通过谈判、对话、协商，用订立契约的办法，订立双边或多边协议、条约的办法，来界定相互之间的利益。以求得在“双赢”的条件下实现文明的吸收和交流。如果不能做到“双赢”，也要做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来实现这样一个过程，力争降低震荡，减少磨擦，避免冲突。

   由此，我想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所创立的特区思想以及开放14个沿海城市的决策。什么是开发区？一般解释是：开发区是一块地，有几平方公里，里面有很好的设施和密集的企业，实行一些优惠的政策。这是从空间上的理解。如果从人类文明的传播、转移、吸纳、扩散的角度来看，是否可以这样来理解：开发区是为远渡重洋来到的一种新的文明提供的一个停泊的港湾，一个登陆的码头，是为一种新的文明的种子提供发芽的苗床，为新的文明的幼苗、植株提供生根、定植、壮大的园圃；为新的文明、新的生命的那个“蛋”，提供孵化的舒适、温暖的“窝”，让它能破壳而出，茁壮成长。如果可以这样理解沿海开放，我们就可以把它看成是我们在当代全球人类文明扩散、转移、吸纳中，做出的一种现实的政治选择，一个制度安排。一种减少文明传播中的磨擦、冲突的政治选择和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