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现代文化焦虑

   当前说的文化焦虑显然是指精神方面、心理方面的。焦虑是对心情、对精神状态的形容。文化焦虑是一种社会心理状态。

   文化焦虑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是近代的事。

   在农耕文明时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那时也有焦虑，杜甫就有焦虑，但杜甫焦虑不是文化，他是焦虑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他对社会不公感到焦虑，看见贫困而焦虑，看见战争带来的灾难而焦虑。我们民族号称有5000年的历史。在河姆渡发现了7000年前的人工培植的稻子，说明这时已经进入了农耕文明。古人云：“见龙在田，天下文明”，说明农耕社会是人类从野蛮进入文明的标志。因为在建立农耕文明之前，人跟野生动物没有多大区别，生活资源直接取之于自然，有鱼就打鱼吃，有果子就摘果子吃，没有就搬家，哪里有哪里去。只有农耕文明的确立，才使得人类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在一个相对可以预期的时段里，取得自己的食物作为生存保障。这样，人就和其它动物开始明显地区别开了。

   要建立农耕文明，要种农作物，就得知道寒热暑湿、风霜雨雪、阴晴圆缺、春夏秋冬，这就迫使人从这里进入对自然的了解，逐渐产生了天文和历法。我们中华大地在农耕文明延续的几千年中，从秦始皇以后就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制国家。下边是农户，有乡绅，然后有一层一层的政权，一直到最上边的皇帝。在自然观上比较尊重自然，对自然有敬畏之心。在社会观上，有家庭、家族的一套行为规范。总体上讲，那个时候的思想、理念、价值观、社会观、自然观跟农耕文明是适应的，不存在现在说的文化焦虑。

   现代文化焦虑是怎么来的呢？

   说得确切一点，是“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焦虑”。

   问题就出在现代化上。而我们这个民族在现代化的问题上是掉了队的，就是比欧洲的现代化进程差了好大一截。当欧洲文化进入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接触，就产生了磨擦，引起了震荡，进而发生了冲突。磨擦、震荡、冲突反映到心理上就是焦虑。

   前几年有一本书名为《中国可以说“不”》，就反映了文化焦虑的心理。

   其实，自从现代化敲击中国的大门的开始，中国一直都在说“不”，一直有文化焦虑。乾隆年间，英使马嘎尔尼来访。因为下跪的问题有过一番交涉，最后得到解决，乾隆皇帝接见了他。他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比如：马嘎尔尼要求派专使长期驻扎北京，要给他们提供港口，要有固定的税率。乾隆皇帝说“不”，马嘎尔尼失望而去。20年后，英国又派人来，但是皇帝不见，还是说“不”。又过了二十几年，1840年，战争就打起来了。现在的共产党也是说“不”的，把西方那一套弄过来了还行？绝对不搞西方那一套！

   有人为当代“全球化”表现为“美国化”而焦虑。对唐宋时代的“唐化”、“汉化”，为什么没有人焦虑？那时很安逸嘛，为什么近代以来就不安逸了？1840年前后卖鸦片的进来了，打起来了，你跑我家门口来了，我就不高兴了。当时我们也搞不清楚外国人为什么要跑这么远来跟我们建立联系。最近几年大概有点感觉了，你发展了这么大个经济体，你怎么可能不到全球去寻求资源和市场呢？我们也跑到非洲挖矿去了，采油去了，那里也出现了杀中国人的事情了嘛；我们的商品也行销海外了，贸易磨擦也多起来了。面对新的情况，我们外交部也开始认识到了。

   文化焦虑跟现代化进程中的文明传播有关系。焦虑之后会产生危机感、紧迫感是积极的反应；焦虑以后也会产生急躁，还会产生一些极端主义的反应。如果没有东西文明的交流、碰撞、磨擦，就没有现代的文化和文化焦虑问题。进入了近代，西方商业文明发展起来，它的力量向外扩张。西方文明进来，和东方文明相遇。以工商文明作为内容的西方文明跟我们的传统农耕文明发生了磨擦和碰撞，文化焦虑就开始了，而且是越来越焦虑了，一直焦虑到五四运动。进入近代，从器物层面、制度层面一步一步到文化层面，在这一系列的方面艰难地在探索和适应。器物层面上的东西比较容易接受，洋枪洋炮洋船，先买嘛。后来就觉得制度不行，就进行制度改革，制度改革以后就引起了文化观念上的碰撞。现代意义上的文化焦虑，首先从少数先进人物普及到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官员以及广大的群众当中。一大批慷慨悲歌之士就是在这样一种焦虑中出现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焦虑中奋起的，就是在这样一个探索中走到前边的。

   从更大的历史视野来看，我们正在从三个大的方面跨越文明峡谷：

第一，全球化、知识化、民主化形成了冲击世界的三大潮流。这是当代全球主流趋势，在全球都是存在的，北南东西，概莫能外。三大潮流其能够形成全球大趋势，它的动因、形成的条件，又可以简单概括为三个“化”：第一是科学技术方面的信息化，它是以数字化、网络化和逐步迈向智能化为特征的；第二是经济制度方面的市场化，它是与社会化、民营化（西方叫私有化）和经济自由化相伴而行的；第三是精神文化方面的多元化，它是以人为本，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开放、共容、和谐、共存的多元文化精神。

二，三大经济结构转型。传统的农业经济，近代的工业经济，当代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以三种不同的经济结构为基础，相应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结构，发育成长出三种很不相同的文明。即：传统农业社会和农耕文明，近代工业社会和工业文明（有的直接称之为机器文明），现代知识社会和智能文明（有的称之为信息社会和信息文明）。

三，两大文明转型。一是从传统农业经济、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向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转型。这个转型在发达国家经历了二、三百年才完成。二是从近代工业经济、工业社会、工业文明，向已经和正在到来的知识经济、知识社会、智能文明转型。这个转型首先从北美这个最发达、最成熟的工业社会中表现出来，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是这一社会文明转型的标志。

   中国正是在这个宏大的背景下还进行着一系列深刻的制度性、结构性转变。这指的是：共和国成立后，在全国规模上推进我国从传统农业经济社会向近代工业经济社会转换中，选择了这样的方式：国家垄断资源，政府集中控制，官员直接操办，以国有制为形式，以行政指令为方法。“国有化”把一切财富都集中到政府和各级官员手中，把十亿人都变成了靠工薪或工分——“吃大锅饭”的无产者。整个国家变成为一部“大机器”，各个地方、企业、单位、个人就是“大机器”上的一个部件，一个螺丝钉。城乡被严格分隔，个人属单位所有，社会被国家吞没……。这种方式限制和取消了市场制度，限制和消灭了私营民营经济，压制了民间社会力量。经过30年的实践，证明这种选择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极其不利。因此，我们又正处在从行政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从单一国有经济向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转变，从城乡分割、固化农村向全面城市化、城乡一体化转变……等等，这就是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长期僵化固化的社会结构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社会流动开始了。但这个变化还受到原有文化的束缚，步履维艰。

   外部的三大潮流冲击，内部的三种经济并存，历史性的两大社会文明转型同时到来，全局性的深层组织制度变革和结构变迁与创新相互叠加。……这一切，在世纪之交的时刻，在东亚这块土地上，汇合、重叠、聚集到一起来了。各种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矛盾；各种地区的、民族的、宗教的、心理的困扰，都在同一时空里聚焦到一起来了，复杂而多样，深刻而尖锐，持续不断而变化多端，融合渗透，难解难分。

   当前的文化焦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因为几种不同的文明压缩叠加在一起，我们负担非常重，心情特别的焦虑。焦虑当中容易出现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对这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要看到它出现的不可避免，但是要防止引起一些不理智的选择。在这样困难重重的选择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点理性的思考，减少一点非理性的冲动。

   这一切之所以形成如此这般，从时、空双向——历史的和全球的——更加展开来观察与思考，就不难发现，它是与人类文明演化中，中国近代发展与世界历史进程在时段上明显地滞后，在路径选择上之偏离主流，从而形成的时、空双向的深层间距和强烈反差有关。这是历史的与现实的、地区的与全球的、经济的与政治的、制度的与文化的、利益的与价值的、理性的与感情的，……多维空间中的多重差距与对立。

   中国今后的发展进程能否比较顺利、较少折腾，在相当程度上，也正是决定于能否正确对待和恰当处理三大冲击、三种经济、两大转型和一系列制度性、结构性转变相叠加所形成的特殊局面、复杂情况和深层矛盾。

   跨越文明的峡谷，这也许就是当今中华民族艰难之所在。但同时，它也是当代和未来几代人创造民族伟业的、极其难得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