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展览
继2008年国内博物馆迎来免费开放的大潮之后,上周,美术馆、图书馆免费的大门也被开启。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公共文化领域再度向13亿中国人开启一扇大门,中国迈向文化艺术遗产的全民共享时代。
按文化部、财政部的意见和部署,2011年底前,国家级、省级美术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全国所有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站)实现无障碍、零门槛进入。而到明年年底之前各级美术馆将全部向公众免费开放。
由于图书馆、文化馆在广东省内已全部实现免费开放,美术馆的免费开放就成为众矢之的。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自2004年起,就致力推进博物馆、美术馆免费开放。他认为,如果美术馆是全民公有的精神文化盛宴,免费开放则只是公平共享这场盛宴的一小步。而“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美术馆的“围墙”不只在于门票,它只是一个前奏,拉开了文化艺术资源的公平共享的序幕:免费时代,普通民众是否有更多机会接近美术馆的藏品、国宝级文物?美术馆能否在免费时代主动营销,而不再是被动展览的冷衙门?
原中国美术馆馆长冯远说,要把中国美术馆这座绘画艺术的最高殿堂,打造成没有“围墙”的美术馆。这是几代中国美术馆人的梦想,也是许多人对中国的美术馆的期许。基于这些梦想和期待,南方日报记者还特意在广州采访了本土三个标志性的美术馆 广东美术馆、广州艺博院和岭南画派纪念馆。
“围墙”之一:
观众量井喷扰乱欣赏环境?
春节期间,中国美术馆50年捐赠作品大展免费开放7天,这是未来全面免费开放的一次试水,结果迎来了观众量的“井喷”。
在这场“预演”中,中国美术馆每天网上发放参观票1000张,现场再发放4000张,但还是没能满足现实需求,没领到票的人在门口越聚越多,现场不得不动用武警维持秩序。有观众埋怨说:“好作品需要安静地欣赏,但馆内人多,又热,气味也不佳。”
从媒体上听闻免费开放信息后,广东美术馆馆长罗一平告诉记者,美术馆的免费开放在圈内已吵了很多年。“反对方主要认为,门票体现的是美术馆的尊严,用于保障馆内清雅的欣赏环境。”
今年初,杭州图书馆长褚树青在网上出了名,因为杭州图书馆免费开放进了乞丐和拾荒者,有读者投诉到了馆长办公室,馆长褚树青回复说:“我无权拒绝他们入内读书,但您有权利选择离开。”他的言行在微博上转载,迅速引发大量网友跟帖,被感动的网民把杭州图书馆称为“史上最温暖图书馆”。
在广州,广州艺术博物院自2009年9月起率先实行免费开放。免费开放以前的门票价格有点不菲,20元,而这一象征“高雅”的高门票门槛在免费大潮中被打破。院长陈伟安告诉记者,广州曾从2005年起就开始尝试每个月有一天免费开放日,结果观众量暴增,不少观众大声喧哗,厕所里的卫生纸被整卷拿走,洗手液被整罐挤走……免费开放一度不被看好。
但1年多以前,广州艺博院率先响应政府对博物馆免费开放的政策,敞开零门槛参观大门,却出现了令人啼笑皆非的景象:附近阿婆早晨买完菜提着菜篮进来,在大堂里摘菜,还有的甚至在金鱼池里洗菜,而后离开美术馆,留下一片狼藉……
“为应对免费开放,我们增加了差不多50%的安保及馆员。”陈伟安告诉记者,艺博院免费开放后全年游客量翻了差不多三番,“观众的一些不文明现象在馆员不厌其烦的监督提醒、循循善诱的引导下,目前已很少出现”。亚运期间,广州艺博院也遇到游客量激增,结果大批亚运志愿者在现场起了作用,维持了馆内的良好秩序。
“我们不能把经济不富裕却热爱美术的人挡在门外,剥夺他们欣赏优秀作品、接受艺术熏陶的权利。”中国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冯远说。广州美院教授李公明早在2004年起,就通过媒体等渠道呼吁美术馆免费开放,在他看来,国有美术馆本质上是全民的公共资源,这就是说,用纳税人的钱建成的美术馆免费开放,平等地被纳税人享用,这是体现了对公民权利的尊重,更代表了向一种现代文明社会的迈进。他说:“这不该被看成是一种恩赐。”
“围墙”之二:
珍贵艺术品很难被公平分享?
门票免费只是前奏,美术馆多年来聚敛收藏的艺术品资源,如何能更“公平”地向公众敞开大门?又是一个发人深省的问号。
首都博物馆馆长韩永告诉记者,自己参观大英博物馆时发现,11世纪的藏品,任何一个观众都可以提前预约去看、动手,在旁边工作人员的监督指导下用手去摸。相比之下,国内的许多博物馆更强调文物保护,几乎退化到一种仓库的功能。
“我们对美术馆藏品过度重收藏、保护,轻展览、研究。”岭南画派纪念馆馆长李劲堃说,欧洲许多顶级美术馆里,梵高、伦勃朗这样的大师画作都不设镜框,原作展出,让观众们可以领略真迹的风采。“观众之所以不会去触碰和破坏画作,原因是他们早就与这些美术馆达成了一种默契。”
而在国内,别说一般观众,就连专业研究者,也似乎很难能近距离接触、欣赏、研究美术馆收藏的重量级藏品。“国家有相关规定,对于特别珍贵的藏品如一级文物,多长时间能展出一次,是有严格要求的。”艺博院院长陈伟安告诉记者,基于这些严格要求,一般公众私自申请,希望亲密接触美术馆里的珍贵藏品,确实有点难。
“2007年,为庆祝香港特区政府成立10周年,故宫才同意把《清明上河图》借到香港展出。当时有一种说法,按国家相关规定,60年后这件‘国宝’才能离开故宫。”陈伟安说,藏身于各个博物馆、美术馆的珍贵艺术品,许多是宋明清时大家留下的绘画书法,已经非常脆弱,每动一次,都可能对这些文物造成损伤。
“我问外国专家,普通民众通过申请近距离欣赏珍贵藏品,万一被弄坏了怎么办?”韩永说,外国专家告诉他,坏了可以修,西方博物馆、美术馆对文物藏品、艺术品有这样一个理念:让观众尽量去了解和分享。英国博物馆管理委员会对博物馆有一条定义,第一句话就是“满足人们的需求”。
陈伟安告诉记者,公立美术馆的收藏大多不可复制,基于特定年代,非常丰厚。以广州艺博院为例,前身是始建于1957年的广州美术馆,藏品形成两大特色:一是宋元明清的古代藏品有1万多件,许多非常珍贵;二是包括岭南画派在内的1万多件广东现当代绘画。在解放初期,由于时任广州市长朱光的重视,艺博院得以收藏了当年许多在世大画家如傅抱石、关山月、李可染的作品。“当时每年拨款3000-5000元的收藏经费给艺博院,而当年一幅齐白石的作品不过三五块钱。”陈伟安回忆说,还有一次朱光带着馆里的工作人员到江浙一带去搜集文物,花了2万多块钱,买回了7000多件艺术品,一下子就形成了广州艺博院的厚实家底。
“免费开放后,对美术馆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展览水平吸引观众,使他们不至于被别的美术馆抢走。”陈伟安说,去年广州亚运会期间,艺博院拿出了北宋名家文同的《墨竹图》,这件国宝级文物终于能在库房内“沉睡”多年后重见天日。文同是苏东坡的表兄,以画墨竹著称,当年苏东坡“胸有成竹”的成语就是形容文同画竹。而他的传世作品非常少,文献记载仅有三件,分别存于台北故宫、国家博物馆和广州艺博院,但这样的国宝级文物大多广州市民并不知晓。
陈伟安说,艺博院目前的情况是每年会收到观众、研究者申请信数百封,他们要求能近距离研究画作,但能满足的还只是少数。“一是出于展品安全考虑和国家规定限制;一是这么多申请让馆方实在应接不暇,只能批准那些真正有研究需求的学者的要求。”
西方美术馆却早已先行一步。1795年,大英博物馆的“规程条例”中就曾写道:“凡好学与好奇者,倘要一睹本馆之藏品,必先呈一书面申请,注明自己的职业、姓名和住址,方可在此后某日要求门票,以便能在次日得以参观。”
“围墙”之三:
美术馆不能像个冷衙门
“美术馆不能像个衙门,我只管办展览,看不看由你,而应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冯远说。
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流传一种说法“有钱就能办画展”,这意味着一些美术馆为了维持经营利润,水准正不断下降。免费也埋下隐忧,缺少门票补贴的美术馆,会不会降低身段、急功近利靠办一些低水平展览赚钱?
冯远认为,美术馆应该形成一个机制,聘请馆内外专家组成艺术委员会以及藏品评鉴、策展和展览资格审核小组,严把展览质量关。过去美术馆是“等人上门”,现在要实行策展布展、广告宣传、学术研究一条龙服务。必须主动策划高质量的展览,才有可能引进知名艺术家的精品展。
今日美术馆馆长张子康有一个观点,美术馆要善于营销。与大多数政府“包养”的公立美术馆不同,今日美术馆是中国加入WTO后第一个按照国际美术馆规范建设和运营的纯民间美术馆。
张子康认为,美术馆的营销与一般企业营销有着很大的不同。举办让观众觉得有意思的展览,留下良好的参观体验,建立可信高尚的公众形象,让大家周而复始的再回到美术馆参观,这些营销都是以让观众感受到美术馆整体的文化艺术氛围为切入点,以所得利润投入美术馆学术建设为着眼点的。“在当代社会,美术馆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必须开始思考如何建立完善的营销机制。”
在港台地区,美术馆主动营销、吸引观众已经是常态。在香港,美术馆的展览广告铺入了地铁站;在台湾,民间企业成立基金会,开始扶持艺术,一些展览拥有企业冠名赞助,但美术馆严格对展览内容和展品把关。台湾企业界还以多种力量介入美术馆,比如当年高雄美术馆收藏布尔岱勒的名作《大战士》,就集合了企业界和民间的财力。
在西方,美术馆的公共性体现更为直接,公众甚至可以参与讨论美术馆的事物。曾经在美国,由于美术馆用纳税人的钱收藏了一件当代艺术品,引发了当地市民的不满,他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调查。
韩永说,在国外,美术馆更多地处在一种公众日常监督的视线范围内,从建设、管理到使用等各方面,都在社会公众高度参与下进行和完成。“美术馆的公共性也正体现于此,一方面,它充当了全体社会公民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它也能最大化地吸纳社会上各力量的支持(如赞助、基金会、志愿者服务等),使展览的档次和质量不断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