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各阶层的平等，农民和知识分子受歧视

　　苏共没有建立起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农民长期被看成是落后的阶级，是被消灭的对象。斯大林强行推行全盘农业集体化，消灭了个体农民。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普遍失去了对劳动的兴趣，破坏劳动纪律，不出工的现象很普遍，农民普遍不满，没有生产积极性，他们不可能生产出国家需要的东西，结果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落到了连自己都养活不了的地步，到20世纪70年代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不得不从资本主义美国大量进口粮食。

　　在任何社会，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知识分子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技术革命的进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更是如此。但苏共没有看到人民的文化水平在提高，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在增强，仍然坚持所谓阶级原则。在吸收党员时，“他们只注意使工人阶级、农民、妇女在苏共中占有相应的比重，而忽视了国内工人力量结构已经发生变化，忽视了把科学技术和创作知识分子积极推向前台，因为这些知识分子就其修养水平和在经济、科学、文化中所占的关键地位来说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司机、清洁工比记者入党更快，因为他们被列入工人之列”。知识分子长期没有表达意见的自由，苏共对知识产品严格监督，与知识分子要求独立思想和表达自己思想的愿望发生了严重矛盾，他们“被迫戴上紧箍咒，而施法的人却是那些对他们的专业知之甚少的党委领导。”知识分子收入不高，又没有像在实际物质利益部门工作的工人那样的实惠，使最具创造性的这部分社会力量同苏共疏远，后来成了反现行体制最积极的成分。

　　干部处于优越地位，在斯大林时期建立和完善了一套官僚特权制度，如建立内部特供商店、餐厅、医院、免费别墅，干部根据级别享受不同的工资补贴、住房、医疗照顾以及其他的福利补贴。这一制度一直沿续下来，并在不断加强。官贵民贱的社会不可能在现代社会生存下去。

　　社会主义本是人民大众生机勃勃的事业，是为民众谋福利的事业，但由于苏联的领导制度和组织制度没有保障人民当家作主，没有把人民主权从理念变成现实。结果，人民对国家的政策没有影响力，对苏共没有监督权，苏共变成了向民众发号施令的机关、追求自身利益的代表。作为议会合一机关的苏共，在制定政策时往往只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不是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侵犯和违背民众利益的事时有发生。

　　如果苏共能够指导人民运用民主权利，在做决策、办事情时，能听取和尊重民众的利益诉求，苏联则不会长期固守没有生命力的集体农庄制度，不会把钱财毫无节制地浪费在发展军备和支持世界革命上。集权僵硬的政治体制使民众丧失了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了经济危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沦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靠出卖原料过日子，到1990年落到了满世界乞讨购粮款的地步，苏联自然难以为继了。当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之时，没有民众起来抗争，这一教训足够深刻。“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社会主义者应该研究苏共的前车之鉴，防止重蹈覆辙。

　　作者简介：左凤荣，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苏联、俄罗斯的政治与外交。著有：《致命的错误——苏联对外战略的演变与影响》、《读懂斯大林》 （与姜长合作）、《重振俄罗斯——普京的对外战略与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