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袁运生为首都机场所做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出现的女性裸体形象引起全国轰动，画中运用的变形、象征手法暗示着艺术家表现自我的强烈冲动。当时“自我表现”仍被认为是将使艺术脱离人民的危险方式，但老画家吴冠中大声疾呼要重视绘画的“抽象美”和“形式美”，摆脱“内容决定形式”的羁绊。对创作自由的追求征服了艺术家的心，从再现到表现的观念也渐渐深入人心。北京的一些业余画家自发举办了“星星”美展，黄锐、马德升、王克平等十几位自学艺术的成员使用“后印象派”之后的方法讽喻社会现实，作品虽然单纯，但其敏锐和无羁的表达却显示出情感的冲击力，无意中成为1980年代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在重新学习西方的过程中，注重刻画农民及西部生活的“乡土写实”画派引人瞩目。1980年，罗中立所描绘的父亲形象背离了此前一直盛行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艺术教条，这个有着与领袖像等大尺寸的衰老、软弱的农民暗示出“父亲”所处时代的贫穷和苦难。《父亲》的表情得益于美国超级现实主义的手法，给观众带来强烈的感染和震颤。同年，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已不满足于用一种戏剧性的构图方法来表现文学性主题，他率先发现了日常生活场景潜藏的艺术性，被藏民的粗犷、阳刚之气所触动的画家除了展现出他们质朴、强悍的生命力，更凭借娴熟的油画技巧和对画面效果的追求显示出油画语言的独特魅力，此后全国各地的油画群体纷纷致力于向欧洲传统绘画学习其形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