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去世20年后，我才诞生
历史博物馆退休的学者薛理勇说我的父亲是20世纪30年代成立的上海通志馆。负责人是当时著名的南社领袖柳亚子。1843年上海开埠，很快就成为世界上最发达的殖民地。1854年太平天国打过来，清政府不管事，洋人就自己成立工部局。以后租界势力一直扩张，终于成了十里洋场。我父亲的任务就是要把这段历史整理清楚。
原保管部工作人员段炼说我还有一个父亲，那就是解放前的上海市博物馆。我的宝贝有很多来自那里，还有一些是来自考古新发现。
解放后，我的父亲上海通志馆也换了身份。当时博物馆界向苏联看齐，1956年，我的父亲也起了一个很苏式的名字，上海市历史与建设博物馆。他还把他最宝贵的政治方面的资料统统给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我的父亲命不好，改名不到1年，就被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柯庆施取消了。
我的父亲去世20年，我才诞生。当然，这在你们人类是不可能的事情。父亲留下了搜集上海历史记忆的种子，“文革”以后，才得以孵化成型。这一切要拜上海市文化局当时的副局长方行所赐。有人说如果不是他那么热心，我可能就不会存在。
方老自上海解放就在文化局当副局长，分管我们文博这摊子事。他那时候应该和我父亲很熟。
老爷子经历很传奇，解放前是老上海的地下党。上海出来的张春桥在延安办报的时候，他在上海办报，还开过药品公司为新四军提供药品。这样的人按说解放后都当大官了，但是方行却一直在文化局搞文博书画。“文革”他受到迫害，一出狱，就去文化局，问明代末年版拱花木刻彩印的画集《萝轩变古笺谱》有没有被毁。
1981年，方老向上面打报告，申请成立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也就是我。当时他给我想了两个名称，一个是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一个是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他还请陆定一给我题了馆名，听说他俩私交不错。1983年上海大学历史系的一批本科生，分配到我这儿。听上海文博界泰斗汪庆正说，这也是在方行的坚持下安排的。
经过三四年的筹备，1986年，我正式对外开放了。不过那时我的名字是上海历史文物陈列馆。大概他们觉得我还不够成熟。
我借用的是西郊的农业展览馆的地盘。农业展览馆也是个大家伙，他把原来陈列拖拉机的第五馆分出来给我。面积不大，只有800多平米。不过坦白地说，那时我收集上来的好文物也不多。能有个窝就不错。
回想起来，刚开始的日子还是很风光的。去博物馆是当时年轻人一件很时髦的事情。那时西郊还有个公园，一到春天，去那里郊游的人，都坐57路车先到我这儿转一圈。我还是上海市青年轮训的基地，经常人满为患。
当时该馆弄了张霓虹地图。上海租界地域的几次变迁通过不同颜色灯光的依次闪现来体现，这在今天很土，但在20多年前是新鲜事。每次那里都会围很多人。
那地方在当时还是太偏僻，周围都是稻田，上海人会过来逮蛐蛐。
1996年农展馆翻修扩建，更名为国际农业展览中心，和紧挨着的五星级大酒店——万豪虹桥大酒店浑然一体。大约3年前，农展馆对面开了一排小饭馆，饭馆的老板们可不知道我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