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2002年，我从东方明珠电视塔撤了出来。保管部和陈列部留了几个人在，其他人去延安西路最西头的一座商务写字楼办公。文物拉到上海文博管理委员会统一的周浦文物基地仓库。
我的编制也改变了。没有展厅，不需要讲解员，撤销了宣教部。原先的陈列部分成陈列部和研究部，保管部变成征集保管部，加大了研究和征集工作的力度。我的领导，文物管理委员会还把我的员工全部请去吃安抚饭。他们说，有一天会还一个家给我。
我一直等了6年。这6年我没闲着，有时在鲁迅纪念馆，有时在文化馆或者图书馆办办展览。比较有影响的是20世纪初的“中国印象”摄影展，在鲁迅纪念馆。有些很不错的馆员也离我而去，不过好在他们大多还在搞上海史研究，让我欣慰。
让我感到内疚的是潘馆长。他从1983年我开始被孵化那天就陪着我，一直到2004年退休。21年，他的同学大都功成名就，都是我拖累了他。
不说了，凑合着活吧，总比彻底消失强。
感谢世博会，上面似乎有了新的安排。吃了那么大亏，我现在可谨慎了。新家到底在哪儿，据说还没有敲定。又有小道消息说，想帮我的那个领导又调走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筹备会已经建起来，而且在工部局办公，我收藏的字帖、手稿什么的也搬过来了。现在似乎是个很微妙的时刻。《中国新闻周刊》有个记者想见我，都被办公室的人婉拒了。
瞧，就是这样，我的命运一直在别人手里攥着。有什么法子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