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篇】

  求学德国：获得开启真理之门的钥匙

  季羡林的学术造诣师承被称为中国学术良心和楷模的陈寅恪，源于学风严谨的德国。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园就读西洋文学系，而对他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受用终生的却是两门非必修课：历史系陈寅恪先生的“佛经翻译文学”与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其中，陈寅恪先生的课对季羡林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季羡林1935年留学德国，他的梵文老师瓦尔德·施密特正是陈寅恪的德国同学。季羡林与两位老师在“德国的彻底性”的学风上是一脉相承的。季羡林认为德国人具有喜欢研究与其距离遥远的东西的兴趣。他在解释何谓“德国的彻底性”时说，德国学者在研究问题时，首先是不厌其烦地搜集这个题目的相关文献，包括古代的和近代的、国内的和国外的，涵盖所涉及研究领域的各家观点、论证依据，以及各国同行的研究动态。然后才努力分析资料，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

   在德国求学的岁月里，给季羡林留下最深印象的经历是“导论事件”。经过两年的扎实研究后，季羡林完成了论文的主体，想再写一篇导论向教授显示一下自己的才华。季羡林回忆说，他穷数月之力，翻阅了大量的专著和杂志，收集有关混合梵文的资料以及佛典由俗语逐渐梵文化的各种不同说法，写成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导论，巨细不遗。写完以后，自我感觉良好，沾沾自喜，亲自送给教授，满以为教授会对他大加赞许。结果事与愿违，教授只是用一个括号括起了全文，意思是统统删掉。他说：“这完全出乎我的预料，几乎一棍子把我打晕。”教授向他解释说：“你讨论问题时面面俱到，但哪一面都不够充实、坚牢。如果人家想攻击你，不论从什么地方都能下手，你防不胜防。”季羡林说：“教授用了‘攻击’这个字眼儿，我猛然醒悟，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教授这一‘棒喝’，终生难忘。后来我教书时会经常向学生们提起这个故事，告诉他们写学术论文，千万不要说废话，应该做到每一句话都有依据。”

    机遇与实力：当了7天北大副教授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季羡林于1946年在游学德国10年后回到了祖国。在陈寅恪先生的引荐下，他到北京大学文学院任职。按照当年北大的惯例，一般留洋归国的博士只能先当副教授，若干年后才能转为正教授。可就在季羡林当了北大副教授一周后，文学院院长汤用彤先生即通知季羡林被聘为正教授，兼任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羡林创造的这个纪录，至今在北大无人超越。

   不久后，季羡林的学术功底和独特魅力在一场学术论争中得以显现。季羡林刚回到北京不久，偶然读到《胡适论学近著》，里面有谈到汉语“浮屠”与“佛”字谁先谁后的文章。文章中，胡适之先生与陈援庵（垣）先生关于这个问题有所争论，甚至言辞激烈。当年，陈援庵是辅仁大学（北师大前身）校长，胡适是北大校长，两位在学术界都是泰斗级人物，但他们对西域古文字的研究都不及季羡林。季羡林以对吐火罗文等佛经传播的原文语音演变的研究为基础，得出了科学的结论，并写成了《浮屠与佛》一文，平息了当时两位超一流学者言辞激烈的争论。这篇文章经陈寅恪先生推荐，刊发于当时最高学术刊物——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这篇文章也开启了季羡林对佛教传入我国途径的研究之门。50年后，他写了《再谈“浮屠”与“佛”》，为这个问题画上了一个相对完满的句号。季羡林说：“我有一个习惯，一旦抓住一个学术问题就终生不放。”

   季羡林的实力不仅体现在他通晓西域古文字上，更体现于他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对文化交流和思想方法的科学研究。最杰出的成果是他晚年的学术专著《糖史》。该著作从探究各民族加工食用糖的工艺入手，通过对各种语言进行比较，描绘出了一部各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史，在方法论和史论上都别开生面。

  季羡林一生通晓十几种外语。他学习外语的诀窍就是19世纪一位德国语言学家的办法，“把学生带到游泳池旁，把他们推下水去。如果他们淹不死，游泳就学会了”。季羡林在德国学习了近十种语言，没有一种是靠老师讲解语法与单词的，都是直接“到水里”阅读原文。由于勤奋与执著，季羡林没被“淹没”，反而成为了“游泳健将”！

  学术高峰：研究大师激发思想之光

  洞悉历史，揭示人性，是季羡林对时代的一大贡献。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介绍栩栩如生，深刻地揭示了历史人物的人格境界和思想内涵。其中以他对胡适和陈寅恪的研究、阐述最具代表性。

  季羡林说，胡适是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是推动中国“文艺复兴”的中流砥柱，是五四运动执大旗的领袖人物。胡适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这十字诀对开创研究方法、振兴学术繁荣有重大贡献，对青年学者有深远的影响。胡适最让季羡林钦佩和感动的是“毕生奖掖后进”。季羡林由衷地说：“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胡适之先生正是这样一个人。”关于胡适的思想，季羡林精辟地指出，胡适是个爱国者，他既不赞成共产主义，也不赞成三民主义，胡适推崇的是美国式的民主。胡适当过国民党驻美大使，算是高官，但他经常写文章提倡好政府主义，甚至公开不赞成孙中山“知难行易”说。但胡适从未写过批判共产主义的文章。在台北凭吊胡适先生时，季羡林看着墓碑上“德艺双隆”四个大字，久久不愿离去。

  谈到陈寅恪先生，季羡林说，寅恪先生绝不是为了考证而考证，他在考证中发掘了极深刻的思想外延。读了他的著作，绝不是仅仅得到一点精确的历史知识，而会得到深刻的思想启迪，让人豁然开朗。季羡林认为，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根深蒂固的爱国心，一个是“硬骨头”。寅恪先生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与“硬骨头”的说法有相通之处。季羡林说：“我讲寅恪先生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前一句是歌颂寅恪先生的爱国主义，后一句是赞美他的‘硬骨头’精神。”

  拥有这种厚积薄发治学之态的季羡林，在晚年提出了更多主张和观点：

  由于汉语语法现代化研究一开始就借用西方逻辑，没能分清汉语和西方语言的根本不同，所以，季羡林说：“我建议，汉语语法的研究必须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中国古代没有系统的美学著作，但有独特的美学观点，因此，季羡林认为，中国美学必须彻底转型，必须大破大立，另起炉灶。

  由于受到欧洲中心主义的影响和我们一些人自信不足，因此在国际文艺论坛上缺少中国的声音，有人形象地说，中国患上了“失语症”。季羡林呼吁：“只要我们多一点自信，少一点自悲，我们是大有可为的，我们决不会再‘失语’下去的。”

  天才与勤奋的关系究竟如何呢？有人说“九十九分勤奋，一分神来（属于天才范畴）”。季羡林说：“我认为，这个百分比应该纠正一下。七八十分的勤奋，二三十分的天才（才能），我觉得更符合实际一点。如果没有才能而只靠勤奋，一个人发展的极限是有限度的。而没有得到机遇，天才会白白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