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人篇】

  《牛棚杂忆》：一面人生与历史的镜子

  季羡林在介绍《牛棚杂忆》时写道：“这一本小书是用血换来的，是和着泪写成的。我能够活着把它写出来，是我毕生最大的幸福，是我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愿它带着我的祝福走向人间吧。它带去的不是仇恨和报复，而是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照见恶和善，丑和美，照见绝望和希望。它带去的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和人民的一片赤诚。”

  《牛棚杂忆》记述的是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季羡林本人在北京大学的不幸遭遇。季羡林说：“我实在不愿意再回忆那段生活，但有这种经验而又能提笔写下的人无虑百千。为什么都沉默不语呢？这样下去，等这批人一个个遵照自然规律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那些极宝贵的、转瞬即逝的经验，也将随之而消泯得无影无踪。对人类全体来说，这是一个莫大的损失。对有这种经验而没有写出来的人来说，这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最可怕的是，我逐渐发现，十年浩劫过去不到20年，人们已经快把它完全遗忘了。我恐惧，是因为我怕这些千载难得的经验一旦泯灭，以千万人遭受难言的苦难为代价而换来的经验教训，就难以发挥它的社会效应了。我还有一个牢固的信念。如果把这一场灾难的经过如实写出来，它将成为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一面镜子。常在这面镜子前照一照，会有无限好处的。”

  钱钟书先生曾把“文革”中的人分为三种：受屈挨斗的、随大流做错事的、有意作恶的。对那些有意作恶者，季羡林给予了彻底的揭露。他说这些抄家打砸抢的，他们之中肯定有好人，一时受到蒙蔽干了坏事，这是可以原谅的。但是，大部分人恐怕都是乘人之危，借此发泄兽性的迫害狂。如果说这样的人不是坏人，世界上还有坏人吗？

  季羡林在对有意作恶者进行鞭挞的同时，更时时不忘对人性美的歌颂。在一次被批斗得几乎昏过去时，身边两位一同挨斗的教授把他扶回了家。季羡林感慨道，这种苦难岁月中的情谊，让人三生难忘。一次，季羡林因病去医院，“黑帮”难友马士沂一定要用小车推他去，季羡林虽然不敢坐，但他在心里说：“这一番在苦难中的真挚情谊，我无论如何也忘不了。”

  季羡林在《牛棚杂忆》中对他所目睹的这场浩劫的“北大场景”作了客观详尽的记录，最后从国家、民族、人类的高度提出了4个问题。其中最后一问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季羡林说： “这个大问题回答好了，就会让知识分子放下心中包袱，轻装前进。”

  赤子之心：挚爱着两位伟大的母亲

  季羡林曾说：“我一生有两位母亲：一位是生我的母亲，一位是我的祖国母亲。我对这两位母亲怀着同样崇高的敬意和同样真挚的爱慕。”

   “对于一个游学西方，遍访世界的人来说，他有着深深的怀乡之情。”季羡林深情地说，“在德国留学时，我感到故国的每一方土地、每一棵草木，都能给我温热的感觉。”

  他常想起生母。季羡林说：“我6岁离开生母到城里去住，中间曾回故乡两次，都是奔丧，只在母亲身边呆了几天就回到城里，之后又一别8年。在我读大学二年级时，母亲弃世，只活了40多岁。我痛苦了几年，食不下咽，寝不安席，真想随母亲于地下。一个缺少母爱的孩子，是灵魂不全的人。我怀着不全的灵魂，抱终天之恨。一想到母亲，就泪流不止，数十年如一日。”他说，他一生不知道写过多少篇关于母亲的文章，也不知道有多少次在梦中同母亲见面。季羡林80多岁为母亲扫墓时在心中默念：“娘啊！这恐怕是你儿子今生最后一次来给你扫墓了。将来我要睡在你的身旁！”

  季羡林还有一位待他如母亲般的叔父。因为他父亲和叔父两兄弟膝下只有他一个男孩，为了让家族发扬光大，季羡林6岁时就离开父母到济南随叔父一起生活。叔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1955年，叔父不幸去世，由于“文革”动乱和时世变迁，叔父的坟早已难觅踪迹，使得季羡林连祭扫都成为奢望，这成了他的一块心病。直到远亲张茝京女士为他叔父在济南建起了衣冠冢，他才稍感安心。

    心系国家：建言献策促民族振兴

  在“文革”中备受摧残的季羡林曾想自杀，但未成。如今，季羡林回首“文革”后30年，发现自己竟然在此阶段完成了一生80%的工作量。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间，季羡林清晨4点即起，季家的灯光经常是北大清晨的第一盏明灯。如今，“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季羡林在新时代对生命有了新的希望。本来他和一些老朋友相约“何止于米（八十八岁），相期以茶（一百零八岁）”，但现在他决定要修改自己的长寿计划。他乐呵呵地说：“我身体很好，现在的目标是要活到150岁！因为中国国富了，民也强了……”

  2003年2月21日，季羡林因为健康原因住进了301医院，此后再也没有离开过。但他以独具魅力的“病榻思绪”不断为逐渐富强的祖国建言献策。

   由于研究的主要领域是佛学、宗教，季羡林深知人与自我和谐的重要性。因此，他多次与来访的领导同志谈到他对和谐社会的看法。他认为建设和谐社会，不仅要注意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还要注意人与自我的和谐。他的呼吁引起了各方有识之士及相关领导的关注。2006年3月，和谐社会的有关内容在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中有了体现。2006年8月6日，季羡林在温家宝总理为他祝贺95岁生日时，又一次谈起了“和谐”这个话题。季羡林说：“有个问题我考虑很久，我们讲和谐，不仅要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还要人内心和谐。”温家宝赞成地说道：“人内心和谐，就是主观与客观、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都要和谐。个人要能够正确对待困难、挫折、荣誉。”人们发现，在当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上，有关和谐社会的内容有了清晰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