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樊纲(来源:资料图)
对中国经济来讲,如果我们陷入一个几年衰退,我们经济还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
文|本刊记者 宋清华
樊纲本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
不喜欢武侠故事、星球大战,因为它们没有逻辑;喜欢悬念、推理、警匪故事,因为它们是有逻辑的。
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大都喜欢推理、辩论,樊纲说自己喜欢争论的感觉。
因此,由樊纲引发的争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新经济”,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的恶名……
指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更容易引火烧身。就业问题,财政补贴问题,紧缩货币政策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对其针锋相对的批判,甚至有人撰文《樊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悲哀》,攻击其曾经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不顾企业的生死。于是,有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官方的代言。
对于以上,樊纲希望从本源来回应质疑——经济学家应该起的作用是什么?“经济学家实际上做一个仲裁者的作用,它要告诉各个利益方,如果不妥协,如果不采取均衡,双方都会吃亏。”
因此樊纲会当着企业骂企业,告诉企业错在什么地方;当着政府的时候,樊纲会告诉政府错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当着企业骂政府,可是政府听不到,只起到取悦听众的目的。而我当着企业会说你们企业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怎么理解政府的政策,这样就会给人留下替政府说话的印象。而他们不知道我会当着政府骂政府。”樊纲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20余年,喜欢争论感觉的樊纲争议不断。但现在,樊纲止于提出问题。
“骂人很容易,需要骂人的地方也很多,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樊纲看到,难的是怎么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应该做的是怎么推动改革。
有人已经在讨论危机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的矛盾,有人开始思考即使渡过危机又如何。樊纲关注宏观经济,也研究体制和发展的问题。但身处百年大危机,他无意争论,只谈宏观调控,“我们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就业,如果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危机使我们停止增长,我们就没有‘长期’了,我们完蛋了。”
政府要逆风调节
在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就是“和市场对着干”。
《英才》:如果可以和上次危机相比,你认为后面会再有十年大萧条吗?
樊纲:这次危机是几十年金融泡沫的一次大破裂,确实是百年不遇。不论从金融危机的深度还是广度讲,它都大于1929年的危机。
1929年危机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减少了50%,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饥荒,最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口,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不会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引起十年的深度大萧条。《英才》:为什么可以避免十年大萧条?
樊纲:应该说,各国“联手救市”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现象是,这次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没有什么争议,赶快采取救市政策。经济学家对政府要做事情也没有争议,要做事情的方向和基本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法更有效。
《英才》:老百姓似乎不太满意,华尔街犯了错,要纳税人买单。
樊纲:的确是这样的,在美元体系下,风险都被别人分担了,他们看不到风险,所以疏于监管。包括房地产任其发展,任其五六年的时间拱出这么大一个房地产泡沫,没有采取压的措施。所以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政治家都在骂,你们“热”的时候不做事情,经济泡沫起来的时候不做事情,喂肥了华尔街“肥猪”,现在又让我们纳税人出钱救华尔街的这些“肥猪”,所以他们很气愤。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在热的时候采取措施。
《英才》: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宏观政策来降温?
樊纲: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贪婪,容易去抓各种投机机会,挣的越多越想挣,就不顾风险,所以市场会出现波动。
波动怎么解决?历史上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验,最后大家的结论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加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宏观调控政策。调控政策的本质是不假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只是规定政府在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条件下做一件事情——在鼓泡沫的时候,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也就是逆风调节,就是和市场对着干、和企业对着干。
《英才》: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对上一轮的“降温”政策言辞颇多。
樊纲:经济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政策是得罪人的,是谁都反对的,尤其企业界。但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不是只在危机的时候做事情,而是在没有发生危机之前、在引起危机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挣钱高兴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监控市场,防范风险,同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防止泡沫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