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谈长期问题叫唱高调

 “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

《英才》：宏观调控的效率问题也是备受争议的，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樊纲：任何政府花钱都有效率问题，都有腐败问题，最近英国还出现报销丑闻。任何公共项目的腐败也是最可能的，美国永远看到公共项目修的路老修不完，私人项目一会儿就建好了。他们也有效率问题，也许我们这个问题更大一点，但是这个需要用全面的观点看。

  关于花钱效率问题，凯恩斯有最经典的回答。它设计宏观花钱的办法：花钱雇一批人去挖废矿，挖完废矿后往里埋一些美元，第二天告诉人们那里有美元，你们去挖废矿。第三天再雇一帮人去埋一些美元，做无用功，完全没有微观效率。但它的结论是什么？有人就业了，有人拿了工资买东西了，只要有了总需求的增长就有了宏观政策的效应，这跟微观效率是两码事。《英才》：怎样可以兼顾微观效率？

  樊纲：当然我们不想这么花钱，想把宏观和微观都结合起来，政策总是这样考虑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有大量的建设是需要的，它本身有一定的效率保障，比如铁路是瓶颈，地铁是瓶颈，公交是瓶颈，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是瓶颈，这些瓶颈消除了它还有放大的作用。

  我们只要保证这一点，把钱用在长远发展所需要的一些基础设施建设上，我们还是会有报酬的。

《英才》：现在有这样的讨论，即使渡过了危机，又能怎么样？中国的发展问题依然亟待解决，但是似乎在危机中受到了冷落。

  樊纲：我们要想长期问题，但是不等于要否定解决当前的危机。凯恩斯当时说的话是“长期我们都死了”。现在不赶紧从危机中解救出来，不把危机的趋势打断，还有什么长期，特别对我们中国经济来讲，如果我们陷入一个几年衰退，我们经济还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

  长期问题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是后话，危机爆发了的时候来谈长期问题那叫唱高调。用长期问题、用唱高调的办法来谈论解救危机的政策，这叫做站着说话不腰疼。有人说“我们宁可经济不增长，也要调整结构，”经济不增长农民工回乡了，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逆转了，那个结构好吗？中国经济不增长什么结构都调整不好。正是从长期来讲，不增长是致命的。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论宁可不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