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樊纲（来源：资料图）
对中国经济来讲，如果我们陷入一个几年衰退，我们经济还有没有下一轮都成问题。
文|本刊记者 宋清华
樊纲本是一个喜欢争论的人。
不喜欢武侠故事、星球大战，因为它们没有逻辑；喜欢悬念、推理、警匪故事，因为它们是有逻辑的。
具有抽象思维能力的人大都喜欢推理、辩论，樊纲说自己喜欢争论的感觉。
因此，由樊纲引发的争论很多：1993年，樊纲在《求解命运的方程》关于人生观的论述，引发了关于“经济学家的道德”的大讨论；在“新经济”一说最热的时候，樊纲明确指出没有什么“新经济”，泡沫总会破掉(《新经济批判》，2001)，他因此背上扼杀“新经济”的恶名……
指点关系国计民生的宏观经济，更容易引火烧身。就业问题，财政补贴问题，紧缩货币政策问题，你会发现很多对其针锋相对的批判，甚至有人撰文《樊纲是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悲哀》，攻击其曾经主张的紧缩货币政策，不顾企业的生死。于是，有人认为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是官方的代言。
对于以上，樊纲希望从本源来回应质疑——经济学家应该起的作用是什么？“经济学家实际上做一个仲裁者的作用，它要告诉各个利益方，如果不妥协，如果不采取均衡，双方都会吃亏。”
因此樊纲会当着企业骂企业，告诉企业错在什么地方；当着政府的时候，樊纲会告诉政府错在什么地方。“有些人当着企业骂政府，可是政府听不到，只起到取悦听众的目的。而我当着企业会说你们企业错在什么地方，你们应该怎么理解政府的政策，这样就会给人留下替政府说话的印象。而他们不知道我会当着政府骂政府。”樊纲认为这是经济学家的职责。
20余年，喜欢争论感觉的樊纲争议不断。但现在，樊纲止于提出问题。
“骂人很容易，需要骂人的地方也很多，但这不能解决问题，”樊纲看到，难的是怎么提出建设性的方案，应该做的是怎么推动改革。
有人已经在讨论危机问题和长期发展问题的矛盾，有人开始思考即使渡过危机又如何。樊纲关注宏观经济，也研究体制和发展的问题。但身处百年大危机，他无意争论，只谈宏观调控，“我们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还有几亿人没有就业，如果不能持续增长，如果危机使我们停止增长，我们就没有‘长期’了，我们完蛋了。”
政府要逆风调节
在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就是“和市场对着干”。
《英才》：如果可以和上次危机相比，你认为后面会再有十年大萧条吗？
樊纲：这次危机是几十年金融泡沫的一次大破裂，确实是百年不遇。不论从金融危机的深度还是广度讲，它都大于1929年的危机。
1929年危机之后，伴随而来的是十年大萧条，全世界的GDP减少了50%，企业倒闭、破产，工人失业、饥荒，最后打了一次世界大战、死了2000万人口，直到1954年才恢复到1929年的水平。
但是现在可以肯定的说，不会像1929年的危机那样，引起十年的深度大萧条。《英才》：为什么可以避免十年大萧条？
樊纲：应该说，各国“联手救市”的宏观经济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29年的时候没有宏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政策。
大家可以看到基本的现象是，这次危机爆发以后各国政府没有什么争议，赶快采取救市政策。经济学家对政府要做事情也没有争议，要做事情的方向和基本的思路也没有什么争议，争议在于用什么方法更有效。
《英才》：老百姓似乎不太满意，华尔街犯了错，要纳税人买单。
樊纲：的确是这样的，在美元体系下，风险都被别人分担了，他们看不到风险，所以疏于监管。包括房地产任其发展，任其五六年的时间拱出这么大一个房地产泡沫，没有采取压的措施。所以美国的纳税人、美国的政治家都在骂，你们“热”的时候不做事情，经济泡沫起来的时候不做事情，喂肥了华尔街“肥猪”，现在又让我们纳税人出钱救华尔街的这些“肥猪”，所以他们很气愤。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在热的时候采取措施。
《英才》：就是在经济过“热”的时候需要宏观政策来降温？
樊纲：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由于人们的贪婪，容易去抓各种投机机会，挣的越多越想挣，就不顾风险，所以市场会出现波动。
波动怎么解决？历史上人们进行了各种实验，最后大家的结论不是放弃市场经济，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加一个政府的公共服务，这个公共服务就是提供宏观调控政策。调控政策的本质是不假定政府比市场更聪明，只是规定政府在同样的信息、同样的条件下做一件事情——在鼓泡沫的时候，经济往上升的时候，政府要采取压的政策，经济下滑的时候要采取托的政策，也就是逆风调节，就是和市场对着干、和企业对着干。
《英才》：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企业家对上一轮的“降温”政策言辞颇多。
樊纲：经济过热的时候，宏观调控政策是得罪人的，是谁都反对的，尤其企业界。但这是宏观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道理，不是只在危机的时候做事情，而是在没有发生危机之前、在引起危机的因素发生的时候、也就是经济过热的时候，大家挣钱高兴的时候，就要采取措施，监控市场，防范风险，同时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对总需求进行调控，防止泡沫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