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原理在自己全部活动中的创造性运用， 是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活动的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我们认为，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本质就是“一切为了群众， 一切依靠群众”。在理论上把握好党的群众路线的本质规定，对于指导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中自觉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权力的来源和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占据着统治地位。它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原则出发，抽象地夸大少数历史人物的作用，贬低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如在中国，历史王朝都推崇“圣人”的作用，群众则被视为要在“圣人”教化下才知道怎样生活的庸碌之辈。韩愈说：“有圣人者立，然后教之生养之道”，“如古人之无圣人， 人之类灭久矣”(原道) 。在西方，也有不少人极力宣扬无视人民群众历史作用的英雄史观。卡莱尔认为，历史无非是英雄人物的传记，圣人贤人和愚人贱人之间的差别是天生的，后者只能服从前者的统治。青年黑格尔派鲍威尔等人提出所谓“英雄”与“群氓”的对立， 认为历史的本质是“批判的精神”， 推动历史前进的主要力量是那些具有“批判思维的人”，这些人是天才，是历史的创造者；至于群众则不过是精神空虚的、被动的“群氓”。所以群众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而且是历史前进的阻力。认为“精神的真正敌人应该到群众中去寻找”。

　　虽然唯心史观在中外历史上长期占统治地位，但客观地说，历史上一些进步思想家也曾经提出过一些肯定和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的思想观点。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比较开明的皇帝和清官， 就提出过某些重民、贵民的重要思想。孟子说: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 荀子认为：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君者， 舟也； 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 水则覆舟。(《荀子.王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有这样的认识，是很可贵的。但需要指出的是， 这些思想并未能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而且这些思想是以维护和巩固君王的统治为目的的。讲这些话的人并非站在民众一边， 而是站在君王一边，不过是要求在维护帝王将相的统治时慎重地对待民众的力量。所以，这些思想在本质上讲仍然属于英雄史观的范围。

　　在人类思想史上， 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第一次科学阐明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进行社会变革的主体和决定性力量；无产阶级只能自己解放自己。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艰苦环境里进行革命斗争，依靠谁的问题就变得尤其突出。为了战胜国外强大的敌人，毛泽东反复强调，只要我们坚定地相信群众，紧紧地依靠群众， 始终与群众打成一片，最广泛地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任何困难都能克服，任何敌人都能战胜。早在1925 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明确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1]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针对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指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 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送入坟墓”。[2]在总结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胜利的经验时，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 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3]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分别从文化、经济、军事、工作方法和历史动力等方面强调了依靠群众的重要性。在文化上，他指出: “一切革命的文学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如果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那么，不管他们有多大的才能，也是群众所不需要的”。[4]在经济上强调要减轻解放区人民的负担，认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的恩赐”。[5]在军事斗争上，认为抗日战争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在中共七大上， 毛泽东在总结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经验时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是关于人民群众伟大历史作用的经典名言。在解放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用原子弹吓唬世界人民，对此，毛泽东指出，原子弹是纸老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是人民。毛泽东的这一思想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去夺取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