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两个务必”新得

　　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内涵丰富，寓意深刻，常学常新，每次学习都有新的收获、新的体会、新的心得。过去学习“两个务必”，多是提醒自己：工作有了成绩，不要居功自傲；要严以律己，务求慎独，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不要奢侈浪费；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征程中，永不停步，永远跟着党前进。这些学习都富有成效，受益终身。现在，结合学习党的十七大精神，再次学习“两个务必”，又有新的心得：从“两个务必”出发，探索毛泽东执政为民的思想轨迹。

　　（一）“两个务必”的实质是执政为民

　　“两个务必”是毛泽东在1949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这时，革命很快就要在全国取得胜利，我们党即将由农村进入城市，执掌全国政权。七届二中全会后不久，中央机关就由西柏坡迁进北平。毛泽东把这说成是“进京赶考”。为了不做李自成，为了不被从“考场”上退回来，毛泽东在进京前夕便告诫全党：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一些不曾被敌人武力征服过的意志薄弱者，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要打败仗；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小的序幕，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所以他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反腐防变、勤政廉政的具体规定。

　　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提出“两个务必”的实质，是要求全党在执掌全国政权以后，要继续保持党的革命本色，发扬党的优良传统，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俭节约，艰苦奋斗，使党更好地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执掌政权，保证人民的江山永不变色，保证劳苦大众不再受二遍苦。这就是说，“两个务必”的实质，是执政为民。

　　“两个务必”和执政为民，是密不可分的。大量的事实证明：只有全心全意为革命、为人民的人，才能坚持“两个务必”；也只有牢记“两个务必”，才能做到勤政廉政，才能很好地为人民服务。我们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因为他们一心为公，勤政为民，不谋私利。所以，他们在执政中能坚持“两个务必”：有成绩不骄，遇困难不躁；一尘不染，见钱财而不起意，富贵不淫，遇美色而不动心；在新的长征途中，永远保持革命青春和旺盛斗志。但同时我们也看到：有些人，由于缺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缺乏彻底革命的思想，他们革命、入党、当官的目的不是为民，而是为己。所以他们一朝掌权，就谋取私利，贪图享受，争夺权力，并为此而不择手段。因而他们不能坚持“两个务必”。这些人中，有的开始并不坏，他们也曾为人民做过好事，受过苦，立过功，但由于没有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精精神，没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因而他们不能坚持“两个务必”，一旦他们当了官，掌了权，就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侵吞公产，贪污受贿，腐化堕落。当前各地落马的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就是明证。

　　这些事实还告诉我们：第一，能否坚持“两个务必”，是衡量一个党员、一个干部能否勤政廉政、能否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看一个干部特别是领导者是不是执政为民，就看他是否坚持“两个务必”。第二，坚持“两个务必”，是我们党和每个党员防止腐败、永远保持先进性的必要前提。要防止党和党员腐败，保持党和党员的清正廉洁，必须牢记“两个务必”。第三，牢记“两个务必”有助于我们党的建设。只要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都坚持“两个务必”， 我们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执政能力建设，就能顺利进行，并富有成效，我们的党就能保持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

　　（二）毛泽东执政为民的深厚基础

　　毛泽东执政为民，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毛泽东爱民为民不自“两个务必”始；他爱民为民的思想，在幼小的心灵里就开始萌发。他的母亲虔诚信仰佛教，敦厚慈祥、乐善好施，并教诲他要“终身行善”。毛泽东回忆道：“我母亲是个仁慈的妇女，为人慷慨厚道，随时都愿意接济别人。她同情穷人，并且当他们在荒年里前来讨米的时候，常常送米给他们。”②毛泽东年轻时把世界上的人分为三种：一是损人利己的，二是利己不损人的，三是损己利人的，他说，他母亲属于第三种人。受母亲的影响，毛泽东从小就同情穷人，损己利人。一次他帮父亲去卖猪，在回家的路上，他把全部收入都给了一个乞丐。毛泽东深受母亲的影响，自然受佛教倡导的“普渡众生”、“众生平等”、“积德行善”、“慈悲为怀”，以及“不妄语”“不偷盗”、不贪婪等佛教教义的的影响。他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后，已是无神论者，不再信佛，但“善待众生”已在他思想深处扎根。毛泽东出身在农村，他所接触最多的“众生”，是贫苦的农民；“善待众生”，自然是善待农民。

　　毛泽东十多岁时，就读过的中国古典小说。他在后来回忆说：“这些小说有个特别之处，就是里面没有种地的农民。人物都是勇士、官员或者文人学士，没有农民当主角。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是迫使农民替他们耕作的。”③当时毛泽东认为：农民生产的粮食维持着社会的生存，可是，他们在社会上却没有地位，在小说中不是主角，这实在太不公平了。所以，他常常对小朋友说：“我们长大了也要写书，写农民的书。”看来，毛泽东在青少年时，就已懵懂地认识到劳动人民是社会的主体，并萌发了为农民服务的思想。

　　毛泽东17岁时，湖南发生灾荒，粮价飞涨，饥民们没有饭吃，走投无路，涌到巡抚衙门请愿，遭到残酷镇压，当场被打死十四人，许多被杀的人头还被挂在旗杆上示众。这使毛泽东深受震撼。他回忆说：“这件事在我们学校讨论了许多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多数学生都同情‘叛乱分子’，但他们仅仅是从旁观者的立场上看问题……他们只是单纯地把它看作是一件耸人听闻的事件而感到兴趣。而我却从此把它记在心上。我觉得跟‘暴民’在一起的也是些像我自己家里人那样的普通人，对于他们受到的冤屈，我深感不平。”“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④这说明，从小就追求平等的毛泽东，当时已经萌发了同情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

　　毛泽东十三岁时，就读四书五经。他虽然不喜欢经书，但也受先秦的思想家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等民本思想的影响；也受唐太宗李世民“舟为人君，水为黎庶”，“水能载舟，也能覆舟”重民思想的影响。不过，这时毛泽东的重民思想还是朴素的、直观的、感性的，尚缺乏科学理论基础；但当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的民本思想便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了。这时，毛泽东爱民为民的思想已成为理性的、自觉的认识，同我国古典的民本思想已有质的区别。

　　毛泽东在考察农民运动的过程中，在革命队伍里长期与农民共同战斗、共同生活的过程中，同贫苦农民结下了深厚的、真挚的感情，在立场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时，他已在立场和思想感情上完全同人民首先是同工人、农民融为一体。这时的毛泽东，已确立了唯物史观，明确地认识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⑤；人民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是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主体，是社会的主人，而各级干部则是为主体服务的公仆。

　　由于有了深厚的思想感情和理论基础，所以，毛泽东从思想深处认为：“我们一切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⑥；“我们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⑦因此，他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根本宗旨，并且认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