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泽东执政为民的一生

　　回顾毛泽东的一生，就是爱民为民的一生，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而艰苦奋斗的一生。在革命战争年代，他在枪林弹雨中出生入死，忘我奋斗，为的是国家、民族的独立和工农大众的翻身解放。建国后，他呕心沥血，殚精竭虑，废寝忘食，艰苦奋斗，也是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为人民的幸福而高兴，为人民的苦难而痛哭。 1950年7、8月间，安徽、河南发大水，百年不遇。当地农民躲避不及，爬到屋顶上、树上，有的掉下来淹死，有的在树上被毒蛇咬死。毛泽东看了这段报告非常难过，伤心痛哭。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毛泽东无论是想问题，还是作决策，他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每一项工作，开展的每一个运动，无一不是为了广大人民首先是工农大众的利益。

　　——建国后，毛泽东作出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抗美援朝。新中国成立不久，美国就纠合十几个国家侵略朝鲜，企图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并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同时派军舰进驻台湾海峡，对我国进行军事包围，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使“三座大山”卷土重来，使中国人民重新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应朝鲜领导人的请求，力排众议，决定派出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保家为国；并率率先垂范，把自己的爱子送到朝鲜前线，后来牺牲在那里。当他知道儿子已经在朝鲜战场上牺牲时，他在吃惊之余缓缓地说道：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儿女，前仆后继，牺牲了成千上万的优秀战士。岸英就是牺牲了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的一员，一个普通的战士。不能因为是我的儿子，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而牺牲，谁叫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呢？如果用“爱民如子”来形容领导人对群众的热爱的话，那么，毛泽东则是“爱民胜子”，他爱人民胜过爱自己的儿子。除了爱民至深的毛泽东，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毛泽东在建国后作出的第二个重大决策是开展“三反”“五反”斗争。1951年底，毛泽东在审阅各中央局送来的报告中发现：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危害人民的利益。对此，毛泽东十分气愤。因此，他“号召我国全体人民和一切工作人员一致起来，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⑨他严厉地指出：要把这场斗争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的斗争一样重要，“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才能解决问题。”⑩并亲自批准枪毙了曾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两个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

　　在“三反”运动中发现：凡是重大的贪污案件，都是私商和蜕化分子相勾结，共同盗窃国家财产；私商收买和勾通工作人员，偷税漏税，偷工减料，对公家高价卖，低价买；用回扣、送礼等办法，勾引工作人员贪污；有的奸商利用医院用过的纱布和从死人身上扒下的衣服做医药救急包，供给朝鲜前线，使不少志愿军伤员因此而致死。毛泽东对这些危害人民利益、毒害志愿军的罪恶行为切齿痛恨。为此，他替中共中央起草指示：要在全国一切大中城市“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以配合党政军民内部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⑾并对重大犯罪者严加惩处。

　　毛泽东对脱离群众、损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深恶痛绝，认为这些东西“是反动统治阶级对待人民的反动作风（反人民的作风，国民党的作风）的残余在我们党和政府内的反映”⑿。所以，从1951年—1963年，他数次发动和领导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1957年毛泽东发动鸣放和整风，，就是针对党内的官僚阶层来的。他早就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十分反感，严厉指出：“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领导“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应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只有打才解决问题。”⒀毛泽东不是主张用打石头、打锄头、打扁担、示威、闹事等大民主的办法来对付官僚主义，这只是毛泽东对不顾群众疾苦、危害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的强烈愤恨。

　　——毛泽东的第三个重大决策是1958年发动群众搞“大跃进”。其目的有二：一是送走国内的“穷鬼”。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原来居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在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变成贫穷落后的弱国，受尽列强的欺负。建国后，毛泽东一心想尽快使人民摆脱贫穷和落后状态。八大之后，他眼看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祖国的贫穷落后面貌即将改变，便十分兴奋地说：“韩愈有一篇文章叫《送穷文》，我们要写送穷文。中国要有几十年才能将穷鬼送走。”⒁经过建国后几年的努力，人民生活有很大改善，但是“穷鬼”还未被送走。1957年底，毛泽东警卫队的一名战士探家回来，在向毛泽东递交调查报告的同时，还交给他一个窝窝头，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吃的就是这种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接过又黑又硬的窝窝头，易动感情的毛泽东，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一边掰一块窝窝头放在嘴里，一边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啊！”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着：“为什么是这样？……”以后很长时间，他多次自言自语：“我们是社会主义啊，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⒂根本的办法就是尽快地发展经济，多打粮食，这样才能把“穷鬼“送走，使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生活好起来。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第二个目的，是抗击国外的“恶鬼”。他回顾历史：从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定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⒃毛泽东就是怀着让中国人民不挨饿、不挨打这种心态发动大跃进的，因而他在大跃进中念念不忘的两个指标是：粮食和钢铁。

　　由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加快发展我国经济、迅速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的急切心情，也由于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干部，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知识缺乏，经验不足，提出了不切合实际的口号和目标；由于中央部门和地方的一些领导干部，在胜利面前，头脑发热，脱离实际，在大跃进中片面追求高指标，虚报浮夸，强迫命令、瞎指挥，因而使大跃进不但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出现三年困难时期。对此，毛泽东心情沉重，几次检讨，承担责任。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再次检讨：“我们这几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省、地、县、公社“各有各的帐”，但“第一笔，首先是中央负责，中央又是我首先负责”⒄。本来就关心人民疾苦的毛泽东，对大跃进带来的人民生活困难，更加愧疚。所以他在三年困难时期，同老百姓一起勒紧腰带，共渡难关。自此以后，毛泽东更加关心人民的生活。1965年6月，他在听取关于“三五计划”投资项目的汇报时指出：“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但能达到”，搞建设“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后来，周恩来把毛泽东提出的这三条，概括为“备战、备荒、为人民”，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18）。

毛泽东不仅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而且有身体力行“两个务必”、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

　　在井冈山时期，他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他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个子高饭量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在长征路上过草地时，警卫员设法为他多领了20个他最喜欢的红辣椒，被他严令其如数退回；他将座骑让给伤病员，而自己步行；1949年3月进驻北平，在香山接见各民主党派负责人时，找出来一件最好的衣服，还是打了补丁的。

　　新中国建立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依然廉洁如故，艰苦依旧：他的住房不让修缮，以节省国家开支；不让给他的办公室安暖气，并说：“刚建国，需要办的大事很多，现在也没有足够的条件，即便条件好些了，也要先为全国的老百姓办事情”；他穿的睡衣打了73个补丁；困难时期，他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过定量；用公车送女儿上医院看病，都要记上帐，从他的工资中扣除；接受外宾馈赠的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徇私；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时，陪客人喝的茶水，自己还要付费；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他用自己的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半个月的整风……如此廉洁奉公、执政为民的伟大人格和崇高风范，古今中外，绝无仅有。因为毛泽东严于律己、勤政为民的率先垂范，所以，在他当权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无论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今天，我们要牢记“两个务必”，坚持勤政为民，恢复毛泽东时期的党风和政风，维护党的光辉形象，就必须传承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传承他清正廉洁的崇高风范。

　　毛泽东的一生，实确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一生，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首先是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忘我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所以，他虽然在工作中有过重大失误，甚至给人民带来过苦难，但老百姓原谅他好心办错事，仍然从心眼里爱戴他。这就是为什么毛泽东逝世后，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工农群众一直深切怀念他的根本原因，是几度自发出现全国性“毛泽东热”的根本原因。

　　（四）牢记“两个务必”，必须把握毛泽东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

　　要牢记“两个务必”，必须把握毛泽东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让人民当家做主。

　　毛泽东指出：“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27）；“无论何时何地都不应以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而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的利益，因此，自私自利，消极怠工，贪污腐化，风头主义等等，是最可鄙的，而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的精神，才是可尊敬的。”（28）；“人是应该有点精神的”，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就是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是他光辉思想的核心。在战争年代和和平时期，千千万万革命者和建设者英勇奋斗、忘我劳动，不怕牺牲，就是毛泽东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教育和鼓舞的结果；而前些年，我国社会之所以腐败丛生、道德滑坡，主要原因，就是淡化了毛泽东执政为民光辉思想的结果，致使许多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严重扭曲：认为人生在世，不是奉献，而是索取，不是奋斗，而是享受；一切向“钱”看，并把钱的多少作为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于是，许多领导干部把“两个务必”抛在脑后，追逐名利，贪图享受，聚敛钱财，因而党内的腐败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就很快滋长和泛滥起来。

　　毛泽东所说的“为人民服务”，主要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不是为少数人和小集团服务。他明确指出：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共产党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29）这就是毛泽东的人生目的和价值标准。何谓“最广大人民群众”?他认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30）；在社会主义时期，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我们为人民服务，主要就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服务。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运动。”（31）

　　毛泽东的爱民为民，不是“慈悲为怀”怜悯人民，居高临下地“为民做主”；而是全心全意地服务人民，真心实意地由民做主，即人民民主。毛泽东一贯高度重视人民民主。1945年夏（七月初），为恢复陷于停顿中的国共和谈，黄炎培与其他五名国民党参政员一起飞赴延安，在窑洞里，黄炎培与毛泽东进行了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促膝谈话。毛泽东问黄炎培到延安后的感想，黄炎培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对此，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窑洞对”。（32）黄炎培所提出的“周期率”被称为“历史周期律”。

　　从上述对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认为：要跳出“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就要实行人民民主，使人人起来负责，让人民来监督政府。这样，政府才不敢松懈。为什么人民选出的政府也需要监督呢？这是因为：第一，人民把全力委托给当权者以后，当权者往往离开授权者的意志，而按个人的意志行事，他们名义上是人民的代表，实际上并不处处代表人民；甚至，还会发生权力异化，用人民授给的权力，反过来压迫人民。第二，权力具有巨大的腐蚀力，一般人都经不起这种腐蚀；掌握权力的人，总是把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如不加以监督，就会超越权限，滥用权力，导致腐败。所以，无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绝对无限制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被中外历史反复证明了的真理。所以毛泽东提出要“人民来监督政府”，以免政府松懈，避免政府腐败。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民主的内容，不仅限于人民对政府的监督，主要体现在“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国家和企事业单位的管理。毛泽东向来倡导民主。在井冈山时期，就在部队连里士兵委员会；在解放战争时期，部队就开展“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33）；建国后，他一再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倡导企业推行民主管理制度，“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参加劳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建立职工代表大会制度等等。后来，毛泽东把“民主权利”的内容又扩大了。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时指出：“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34）。在文革期间，毛泽东除了提出人民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表达权和话语权之外，还要求各级组织机构实行“三结合”，吸收群众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事业的一种尝试，是社会主义民主形式的一种尝试。在毛泽东看来，只有人人起来负责，参与对国家和企事业的管理，才能保证各级政权组织行使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政权才不会被少数人窃而私之，社会公仆才不会变成社会主人；只有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选举领导者，才能保证各级领导班子的正常更替，即使领导人更换了或去世了，也不会“人亡政息”。

　　民主属于上层建筑。一定的经济基础与一定的上层建筑相统一，构成一定的社会形态；生产资料公有的经济制度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结合起来，才构成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何谓“民主”？马克思说：“‘民主的’这个词在德文里意思是‘人民当权的’。”（35）也就是说，民主就是人民当权，或人民当家作主。仅有经济上的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等，而在政治上如果人民不当家作主，只有权劳动，而无权管理国家和企事业，那就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且，如果人民不当权，只是处于被支配、被管理的地位，那么，什么生产资料公有、按劳分配、消灭剥削、共同富裕等等经济特征，也很靠不住；而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却不可避免。所以，民主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本质属性；没有民主，就没有科学社会主义。有的人在讲社会主义的本质时，只讲经济特征，避而不谈以民主为核心的政治特征，这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非科学理解，是真正没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

　　由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我们只在口头上或形式上讲民主，而实际上忽视民主，因而，在我国的政治生活中，社会主义民主没有真正实现。表现在：选举不能充分反映选举人的意志；各级人大和各级党代会充斥着大大小小的官吏，很少甚至没有来自生产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广大工农群众在各级权力机关没有话语权，他们的意愿无法在各级权力机关直接表达；县、乡一级领导人至今尚未实行直接选举；民主集中制未能真正实行，许多单位的主要领导人的产生，不是实行民主选举制，而是上级授权制，无论是党政机关，还是企事业单位，多是“一把手”说了算，个人决定重大问题；除了像晶牛集团等极少数优秀企业坚持毛泽东思想、实行民主管理以外，绝大多数企业的经营管理大权由老板专断，行使民主管理职权的职代会形同虚设，名存实亡；这些企业的员工不再是企业的主人，而成了打工挣钱的雇佣，他们如得罪了老板，随时都有被“炒鱿鱼”的危险；人民群众上访，反映诉求，常常被相当一级组织以各种方式强行阻拦。党的十六大以后，党中央实行亲民政治，采取种种措施，“扩大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情况才开始部分好转；但要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表达权、监督权”，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令人欣喜的是：毛泽东执政为民的核心思想及价值观念已在传承。胡锦涛同志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让群众共享改革开放经济成果”的和谐观，“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执政观，“党与腐败水火不相容”的廉洁观，“居安思危”的忧患观，“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人”的行为观，“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民生观，“以人为本、全面协调”的科学发展观等，既是胡锦涛同志对毛泽东核心思想和价值观念的传承，也是以他为代表的党中央“以人为本、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理念的表达；同时，中央采取切了切实有效的措施，加强勤政廉政建设，加大反腐力度。我们深信：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只要牢记“两个务必”，弘扬毛泽东爱民、为民、靠民的核心思想，按胡锦涛同志的要求，“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同时加强民主政治建设，健全民主监督机制，把党的纪律监督、人大的法律监督、政府的行政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人民的群众监督、媒体的舆论监督结合起来，并使它们相互监督，形成监督网络，对政府和各级领导人实施强有力的监督；那么，各级政府就不会懈怠，将成为廉洁、负责、高效的政府，各级领导人也不会腐败。这样，我们国家定会形成毛泽东所期望的“又有集中有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36），我国社会定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华民族定能实现伟大的复兴。

注：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1991年版（下同）第1438—1439页。
②③《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9—10页。
④见《毛泽东1936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11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3卷，1991年版第1031页。
⑥ 1944年12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
⑦《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04页。
⑧《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7、858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21页。
⑩《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54页。
⑾《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92—193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3页。
⒀《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4、325页。
⒁《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1—172页。
⒂李银桥：《在毛泽东身边十五年》第229—230页。
⒃《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0—341页。
⒄《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10页。
（18）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第923—924页。。
（1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2卷第33页。
（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61页。
（2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462页。
（22）、（32）、（24）见《中央文献出版社：《毛泽东传》（1949—1976）（下）940、943—944、941页。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49页。
（26）《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
（27）《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27页。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22页。
（29）《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
（30）《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855—856页。
（3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3页。
（32）见《毛泽东年谱》（中）609—610页。
（33）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275页。
（34）《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9页。
（3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312页。
（36）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56—4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