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投行的“中国发展观”

   “及早关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化改革这些长期深层次问题，有利于中国经济免于陷入僵化，避免落入所谓的‘拉美陷阱’。”

   文/《财经国家周刊》记者 谢鹏 何柳 乔继红

   一面是全球金融危机后卓尔不群的增长，总量跃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一面是经济结构矛盾突出、收入分配失衡并由此引发的可持续发展挑战——当下的中国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双面”特征。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如今的中国经济开始在一个新的平台上眺望世界，努力前行。在这样一个新平台上，中国面临的短期和长期内外部经济风险何在？未来之路又该如何把握？

   最近，高盛、摩根大通、美林、瑞银、巴克莱等五大国际投资银行中国业务主管及中国经济研究负责人，接受了《财经国家周刊》记者的专访，阐释了自己及外资投行对未来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观点。

   话题一：改革攻坚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显著成就；如今，中国的改革进入又一个攻坚阶段。

   方方(摩根大通)：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矛盾，如经济结构的矛盾、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社会收入差距扩大的矛盾等，都是在发展过程中积累起来的结构性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解决，否则会给中国长远[0.35 -1.43%]经济发展带来很大挑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还是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必须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的事情一定不能停顿，一定要往前走。比如说，经济发展一定要保持一个相对的速度，不能说停下来把问题先解决了，再来发展。这是不行的。

   其次，应拿出相当大的魄力和决心，做一些大的改革决断。如果不这样做，不经过痛苦的脱胎换骨的过程，没办法为后面的发展打基础。过去30年，中国的改革也经历了许多挑战，也经历过若干次脱胎换骨的过程，比如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宏观调控，当时来看非常痛苦。但正是由于有当时的宏观调控，才为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在亚洲金融[3.18 0.00%]危机的背景下仍然比较健康快速地成长奠定了基础。

   不经历脱胎换骨的过程来解决一些深层次矛盾，现在看似相对舒服，但会为后来的发展积累矛盾。我支持这样一种看法：今天的中国有良好的发展势头，有一个比较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应拿出勇气和决心，大力地推进深层次经济结构改革、社会结构的变革和发展，为中国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刘二飞(美林)：30年来“改革红利”正在逐渐消失。要进一步推进改革，才能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增长动力。要继续对外开放，才能吸引高质量的外资，为中国经济带来新的资金、技术、先进经验。不能说我们现在就不需要外资，不需要国外的先进经验了。我们发展经济，发展第三产业、新兴产业，实现经济转型，更需要国外的资金，引进高新技术，学习先进的产业模式和经验。

   过去几年也出现过一些不好的苗头。某些地方甚至有走“回头路”的倾向。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地方保护主义抬头，部分产业和领域向民营企业“关上门”，民营经济、民营企业的发展有所放慢、甚至停滞。这样的倾向要不得。继续推进改革，才是中国持续向前发展的原动力。当然，改革可以是循序渐进的，但在这个方向上我们不能停顿，停顿就会倒退。

   对于目前社会上有关“国富民穷”的提法，我不同意，因为实际情况是“国也并不富”。中国还是一个穷国，人均GDP水平比较低，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由于汇率的原因，货币实际购买力也处在较低水平。

   对于“国进民退”的提法，我也不是太认同。不能对国有经济太苛刻。我们要给民营经济生存空间，也要给国有经济生存空间。不能说国有企业效率偏低，就不应该存在。要看到，过去几年来，国有企业已经有了很大进步，经过一连串的改革和市场化的措施，国有企业的实力和竞争力都比原来增强。而且，国有经济原来在国民经济中是“一支独大”，现在则是与民营经济平行发展。

   当然，为有效激发市场的投资获利，一些产业和领域，例如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应该向民间资本进一步开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的健康发展，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的市场空间。

   汪涛(瑞银)：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的经济成就显著，使相当数量的人摆脱贫困，也保持了较长期的经济快速增长。但是，改革思路、增长模式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现阶段一个突出现象是，政府在中国经济资源中的支配作用不断上升，持续巩固。一方面，这种模式使得在危机时期的应对很有效率，另一方面，这种模式带来某种“挤出效应”，影响到民间、私营部门的经济活力。

   乔红(高盛)：中国的“国富民穷”和“国进民退”的说法在本轮金融危机爆发后凸显出来，外界对中国政府干预经济过度存在质疑，但我认为，应该看到过去两年的世界经济处于攻坚阶段的大环境，市场出现了明显失效的情况，经济中政府角色的强化是必然的。

   进入后危机时期，中国经济决策层应该考虑两个问题。

   一个是如何提高劳动力收入。中国的劳动力收入尽管近年一直在增长，但增速不及财政和企业收入的增长，居民收入在经济成果这块蛋糕中的占比是下降的。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政府在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等方面予以调整，可以考虑减税和进一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

   另一个问题是经济逐渐走出危机时期后，应该逐渐恢复更加市场化的经济调节手段。政府最近提出的开放家庭服务业等举措，是一个好趋势。我认为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上采取的是“有保有压”的政策，通过不断试错的过程，在动态中获得经济均衡增长的目标，这可避免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

   常健(巴克莱)：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我恰好在深圳特区，中国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根本的体现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而且相比较于原苏联国家和印度，我们也远远跑在前面。前几年，年轻劳动力富余、城市化进程和对外开放都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原因。

   不可否认，中国仍然面临着众多的挑战。中期来看，未来5到10年，从内部讲，中国面临人口结构变化、剩余劳动力减少的问题。中国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劳工荒”，工资成本将会上升。从外部来看，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将下降，需求下降，中国出口自然就会放缓。

   另外，中国还面临结构性改革的问题。现在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据统计，大部分的储蓄属于政府和企业储蓄，政府和国有企业似乎在分配中占优，这其实是一种经济学现象。过去中国有大量剩余劳动力，这会增加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同时会压低劳动力成本，即工资，这就需要在二次分配中作协调。在未来转型中，随着经济增长，劳动力的议价能力增强，这个问题就会自动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