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改革、三个遗产”促成中国三十年经济高速发展
关于改革开放这30年，我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改革开放30年最核心的是两个伟大改革：第一个是宏观的价格改革，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第二个是微观的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成长起一个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企业家阶层。
企业家的代际有三个划分。1992年之前没有现代企业的法律制度，那时候的企业基本上是戴“红帽子”的集体企业、乡镇企业、国有企业。到1992年后因为有了“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公司”条例，中国创建企业开始进入一个制度化的阶段。再到海归派引进西方现代企业创始人和期权制度、填补了企业家财富积累制度在中国的空白，完成了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因此，价格改革、所有制和产权制度改革是中国这30年的两个最大改革。我认为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这两项改革是先决条件。如果没有进行市场化的改革，没有建立市场经济体系，那么今天中国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仅仅有市场经济，而没有私营经济、没有产权和所有制的改革，就不会有今天企业家群体的崛起，也没有今天整个经济的蓬勃生长。
上述两个改革的成功是基于中国过去的体制留下的三个重大遗产：
第一，从中国历史上来看，在某个乱世后，乱世的终结者基本上会建立一个强人时代。这种历史人物都备受争议，但他们一定都会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比如，秦汉、隋唐，到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很幸运的，中国历史上，元、清的版图最大，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了清朝的版图。历经百余年的纷争、混乱，中国今天仍然幅员辽阔。一个强大的力量终结了纷争混乱的历史，毛泽东就是这一乱世的终结者，建立了历史上又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当邓小平把国家机器接到手上时，当他说让每一个螺丝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候，这就是今天讲的举国体制。我们很多人都没意识到，今天这个强大的中央集权体系，其实是为中国转化成以经济建设为核心而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如果要讲中国今天成功的原因，就是一句话——政府主导经济，或者叫企业家精神社会化。由于整个社会、整个党的体系以GDP考核为核心，中央政府搞经济特区，地方政府搞开发区，县里搞招商引资。回想历史，香港招商引资、全球招商引资基本上都是省委书记的头等大事。省委书记就相当于这个省的董事长，省长就相当于总经理。当然今天我们所批判的这个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也是由于政府主导经济而带来的。
第二个伟大的遗产就是土地，今天我们还是在吃老祖宗的饭。1949年，所有财产归公，包括跨国资本，比如黄浦江、外滩一条街全是国有资产，今天实际上还是政府的。我与台湾地区人交流时，他们说，要趁价格低的时候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因为现在台湾是土地私有，土地价格都涨起来了，修一条高速公路根本修不起来。所以我们在城市化的运动中，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由于土地国有和土地集体所有，我们才能演绎“春天的故事”，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就造就了深圳这样的城市。如果没有共产党强大的中央集权，如果不是所有财产都收归国有，这是不可能的。
第三个伟大遗产是新兴产业工人。3亿农民没有土地了，就到城市里打工。我不同意用“农民工”这个词汇，其实应该称之为“新兴产业工人”。在进行现代化、工业化的过程中，有巨大的劳动力需求，农民工就是新兴的产业大军。
如果没有市场经济改革和产权改革这两个基础，没有中国这过去的三个遗产，就不能够取得我们今天的成就。
改革开放30年，又分三个时期。前10年是改革体制的准备期、过渡期、奠基期，在第二个10年里，1992年实际上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年份，大家都只记得邓小平南巡，其实还有1991年苏联、东欧倒台这个大国际形势对中国的压力。邓小平南巡把中国彻底扭转到坚定改革、坚定地走市场经济道路。中共十四大第一次正式确定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在此之前的叫法包括：“鸟笼经济”——以计划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为辅——有计划经济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并行——商品经济，还没有谈市场经济。因此，中国最终确定市场经济道路，是伴随漫长思想斗争和交锋走过来的。
1992年还有一个很重要事件，当时国家体改委颁布了两个文件：《有限责任公司规范意见》和《股份公司规范意见》，到1993年才出台《公司法》，1996年出台《合同法》。所以在1992年之前，中国对于企业没有任何制度，1992年之前的企业只有乡镇企业(集体所有)、国有企业、个体户、合资、外资企业。所以在1980年代创业的企业家是很悲怆的，因为他们没有企业制度和法律的保证，没有企业法律框架来建设企业，所以要戴着“红帽子”。另外，可能会由于产权模糊，而导致牢狱之灾。
1992年这些政策和改革构成了当代中国的一个分水岭，经济建设完全走向市场。1989年后，整个西方封锁中国，当时中央的核心工作就是两件事，一是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封锁，所以采用的是引进跨国公司投资，给他们优惠和让利。因此那时任何一个跨国公司的总裁到中国，都会得到高层的接见，但今天跨国公司领导来见一个主管部门的处长都难上加难。那时候借助引进跨国公司的确是打破西方政治和经济上的封锁。当年美国国会每年都会用中国最惠国待遇来挟制我们，这就使得我们下决心一定要加入WTO，彻底铲除套在我们头上的紧箍咒。中国加入WTO这10年，也就是本世纪的最初10年应该称之为“黄金的10年”。这10年我们从全球经济第7位跃到今天第2位，这是最核心的标志性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