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人向来尊重自然，形成了“敬天畏天”、“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这种思想承认人类与自然合为一体，承认人类社会是自然这个大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与西方将人与自然对立的“天人二分法”截然不同。

　　其实，除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古人还进行了大量实践：循环利用、轮耕休作、禁食奇禽异兽、维护生物多样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古代中国是如此亲近而健康。

　　这些宝贵“遗产”已经触及了生态伦理的根本实质，如果能够深入挖掘、诠释转化，不失为改善当今人地关系、缓解生态危机的智慧源泉，也是我们在思想上克服“人类中心主义”，重回“敬畏自然”之境的一条通路。

　　顺应天时，尊自然节律而行

　　在《吕氏春秋》里，记载了上古葛天氏部族提着牛尾踏足而跳的八支歌舞名称：“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可见，敬畏天地的思想很早就已形成。

　　既然要“以人合天”，人类就不能违反自然界的运行规律，而是要“顺应天时”。

　　什么是“天时”？即四季变化、昼夜长短、作物生长快慢、日月星辰移位等种种规律。人们根据“天时”来安排农业生产、生活节律、社会事务，这叫作“奉天时”。

　　中国古代有专门记载天时规律的文献，叫作“月令”，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例如《礼记·月令》篇的第一部分，详述了正月的日月星辰变化、动植物物候特征，由之引申出人们在这个月应当做什么事、禁忌做什么事，等等。在今天看来，其中不乏迷信的内容，但合理的成分也极明显，例如，为了不影响动植物的繁殖，春天禁止猎杀幼小动物、雌性动物，禁止采伐林木，禁止大兴土木，要掩埋露野的腐尸以防瘟疫传染……这些规定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必要的。

　　《汉书·货殖列传》谓：草木未落，斧斤不入于山林；豺獭未祭，罝网不布于野泽；鹰隼未击，矰弋不施于徯隧。这也是要求人们“顺时而取物”，按照四季的循环规律和动植物的生长规律加以采获。

　　种种记载告诉我们：儒家强调“使民以时”，即不因征发民力而耽误农时，影响耕作；道家提倡“有法无法，因时为业”，老子强调“动善时”，庄子强调“上法圆天以顺三光，下法方地以顺四时”；墨家“顺四时而行”；阴阳家“顺时而发”……总体而言，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都十分重视时令变化，并将根据时令变化而形成的生产生活节律纳入其统治方略之中，作为经济可持续发展、国运长久的重要手段。

　　“中和有度”的礼制规定

　　礼制是儒家最重要的文化主张和政治主张，它规定饮食、舆服、宫室、车旗、畜聚均有度有制，不得逾越。其负面作用是阻碍个人平等、个人自由的发展，但对资源保护却有很大的正面价值。

　　一方面，它根据等级分配资源，限制了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无限浪费，用一定的社会规范限制了人们的私欲膨胀；另一方面，“礼尚质”，以少为尊、以素为贵的原则，客观上引导人们崇俭去奢。一般而言，礼制规定以高大华美、丰厚多文为尊，但是礼也常常以少小简素为尊，即地位愈高，其物质配给愈是质朴简略。例如，《礼记·礼器》里写道：礼“有以素为贵者……大圭不琢，大羹不和，大路素而越席，牺尊疏布鼏，椫杓，此以素为贵也。”

　　追求奢侈、铺张浪费被认为是违礼的行为，受到舆论谴责和礼法惩处。齐相管仲虽然有“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伟业，但是他生活奢侈，“镂簋朱纮，山节藻棁”，仍然受到谴责。唐中宗之女安乐公主生活奢糜，她命人用百种鸟羽织成毛裙，又集百兽之毛做成鞯面（马鞍的垫子）。韦皇后为了与之攀比，又集百鸟之羽织成鞯面。自此之后，“百官之家多效之。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动物饱受其害。开元初年，名相姚崇、宋璟屡次进谏，批评其奢靡之风，“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渐渐平息了这股采捕珍禽异兽的恶习。

　　这种崇俭去奢的观念，在中国历代得到了继承和发扬。《朱子治家格言》中的“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成为中国民间最妇孺皆知的生活信条。这样的生活习惯，客观上减少了物质资源的浪费性消耗，保护了生态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