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西方的基督教，你可以不接受它但你不能不了解它，同样，对中国传统东西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不接受，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你没法回避。

   【编者按】2月10日下午，王石新书《大道当然》发布会在北京举办。《大道当然》记录了王石以及万科近13年来面临的放下与坚持的选择，披露了风云背后思考与故事。王石笑谈1983年下海做鸡饲料生意的经历，“做鸡饲料能赚钱，做其它都容易，因为那个太难赚钱了。大起大落的锻炼，于自己以后的经历非常管用”，以下为部分实录：

身份焦虑：民营企业家到底处在什么位置

记者：您书里说到现代中国企业家面临的困惑和迷茫，我想知道这其中是否包括您自己的困惑、迷茫？能具体说一下吗？您现在对您的身份和阶层有没有定位？

王石：这就是我，主要是指的我，我不迷茫、不困惑跑到哈佛干什么？第一，自身的定位。工商阶层、企业家阶层，主要指的是民营企业家到底处在什么位置，现在的角色很清楚，将来是什么角色？改革开放我们到深圳只是想过渡一下，从来没想过要成为企业家，本人当过兵、当过工人、当过技术人员、政府工人、公务人员，对于自己将来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但不甘心，到深圳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机会，然后进去了。进去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出路就是企业家，自然而然，这个身份没法改变。

举个简单的例子，我对日本很感兴趣，很容易与日本进行比较。历史上，日本商人的地位虽然和中国的地位一样，但那个地位的低下比中国还要低下，低到什么程度？——我们知道武士阶层一直属于统治阶层，若感到自己的尊严受到损伤可以把你杀了，最容易被杀的贩夫走卒，在街上看着不顺眼就把你给杀了，可以不承担法律责任。中国还没到那程度，中国过去没有到统治阶层看你不顺眼把你给杀了的程度。但日本是这种程度。不过日本江户时代结束，明治维新时，工商阶层起着非常主要的推动力，也就是说在江户时代的250年，工商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整个城市发展中，在金融、经济上，工商阶层已经成为城市的主要力量，他们是推动明治维新很主要的社会力量。

中国工商阶层的地位与日本的路子不太一样。这就要说另外一个故事了。中国人很喜欢和犹太人比，觉得我们和犹太人很有亲近感：第一不排犹，第二中国人有传统经商，第三也很重视家庭、很重视教育。可从经商来讲非常不一样，犹太人没有依靠，因为没有祖国，没有官商勾结，精神独立。中国有经商传统，但中国商业向来是不独立的，到今天为止。依靠性、官商勾结是现今中国很大的问题。

至于你说的问题，是否焦虑？思考什么问题？我当然焦虑，这种焦虑包含自己在内——你的地位到底是什么，你将来往哪里走。这本书请吴晓波先生写了序，这个序写得非常棒，我当然在焦虑。

现代企业、现代商业首先要确定独立人格、独立性格，光做一个人是不行的，还要做一个阶层，要敢说话。我们不要泛泛去谈，假定他是一个工商阶层被判了刑，我不能说工商阶层不犯罪，犯了罪不能判刑，该判刑的就得判刑，但最起码的人权要尊重，就是犯了法的人、被执行死刑的人也要尊重人权，要给他一个与家属见面的机会。就这个案例来说，在现实中是一种孤立现象？还是不是一种孤立现象？如果连一个人在死之前的与家属见面的权利都不能得到保证，能谈其它保证吗？所以，更多是要寻求自身的保护，而自身保护是本身如何独立、本身如何寻求自己的权利，你的权利是什么。工商阶层经营财产，财产权是否能得到保证应该是你最关心的。你经营财产，财产权都不能得到保证，其它无从谈起。作为记者、作家，知识产权很重要。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实体产权不能得到保证，知识产权也不能得到保证，这是最大的问题，不要给我扯什么政治，就谈实体问题。我作为一个企业家，更关心的是这个。

大起大落的锻炼，于自己以后的经历非常管用

记者：您这个书名为什么要叫《大道当然》？书里哪段经历对您的影响最大？

王石：这本书延续第一本书，时间从2004年写到2010年。除了企业之外我一直在写。2011年我到了哈佛。但出版社说，哈佛、剑桥若不写，读者会很失望，希望能写。所以去年11月到今年1月份非常辛苦：上午和导师谈，下午去图书馆，吃完晚饭就写东西，一般都会写到早上，写着写着鸟儿都叫了，一看已经是凌晨了。

对我影响最大应该是在深圳创业的第一年，即1983年，3月份在深圳做鸡饲料，那8个月的经历对我来说受益无穷，惊心动魄。

这个经历很有意思。记得十年之后，有一次我跟刘永好对话，我说“我不做鸡饲料的时候你还没开始做呢，但是我放弃了，我做其它的了，现在你成中国首富了。”如果说我不放弃的话，这首富应该是我的（笑）。

做鸡饲料有两个特征：第一，它很难赚钱，从鸡屁眼儿里赚钱，抠的是几厘钱，很难赚钱，但赔钱非常狠，饲料是大宗货啊，一发霉、一潮湿，那就会赔钱。遇到鸡瘟，就更容易赔钱。但是它消费量非常非常大。我没看好这个市场，我觉得市场不大，所以我放弃了，但是我经营是赚钱的。这是我经历过最难赚钱的生意。所以刘永好做多元化的时候我说没问题，你能从鸡屁眼儿里赚钱，做其它赚钱都容易，因为那个太难赚钱了。

有了这个经历后，转型做其它都很容易，包括做电器、复印机、印刷等都比做鸡饲料容易。因为开始进入是最难的，这是第一。第二是大起大落，赌博性的大起大落。刚开始不懂做生意，但那种赌博心态我还是非常强的，可市场突然变化，饲料都没人要，发霉后就是一个麻袋钱，也就是说卖的那个钱就是麻袋钱，你会怎么办？这在书里的开篇有说到。那时候香港闹鸡瘟，谁都不敢吃鸡，不吃鸡，鸡饲料卖不出，我一个人飞到大连，不吃鸡的不进玉米，玉米就压在仓库里，他们说卖不出去，我说我要，他们赔钱卖给我，赌博心态是有的。那时候香港人不吃鸡。还好不到两天，他们吃鸡了。人家要养鸡，没有玉米，我说我有。如果再晚一个礼拜，不走运的话，货又压在码头上。这样的故事发生在1983年，这样大起大落的经历很多。是我的经历。创业时的经历，对你大起大落的锻炼，于自己以后的经历非常管用。

第二是1988年股份化改造。我到深圳有一个很大特点，不承包。很多人是承包赚钱。但我赚钱不承包，可就因为我不承包，和老板的关系就是他随便指挥你，你会感到很麻烦，所以股份化改造。那时硬把万科搞成股份化公司。万科这个公司在当时非常小，之所以很快在全国有名，是因为最早一批股份化改造公司，最早一批上市公司。股份化改造后，于万科而言有两个影响比较大，一个是被动对应，一个是主动对应。

被动对应是1994年的“君万之争”，今天来说是君安要控股万科，意图通过此次收购，刺激股价、控制万科董事会，万科阻击反抗我们说服股东投反对票，那时候非常艰辛。这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并购案。从1983年做鸡饲料非常难，但转到其它问题上会觉得很容易。第二，在股票市场并购反并购一役，经过了那种风浪后，整个事件让媒体一下认识了万科。

之后是主动的，万科如何多元化、专业化。中国新兴企业很容易多元化，但如果从多元化变成专业化的案例不多，但万科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不是说三个月、五个月解决问题，我们是“八年抗战”，把一个多元化实践性行业变成一个专业化行业。

我在哈佛找到了身份识别

记者：您个人的信仰和万科现在的文化有没有关系？

王石：当然有关系，我是创业者，关系非常密切。这样说吧，去哈佛之前，我的逻辑在1999年辞去总经理职务时就表述清楚了——我给万科带来什么？第一，我给万科选择了一个行业，万科曾经做得很多，最后确定为房地产。第二，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有几个特征：一定是制度化的，一定是规范化的，一定是透明的，而且一定是团队的，这是现代企业的几个特点，而且是万科所具有的。东方文化更多强调的是个人领袖魅力、个人领导能力，1999年我辞去总经理职务后，开始疏离公司，现在更远，过去登山离开公司最多也只是两个月，现在在外面学习好长时间，开股东大会、董事会都在网上进行。第三，培养了团队。第四，建立了平台。这完全是现代现代企业制度，是我到哈佛之前所始终没有改变的。

现在改变了吗？没有改变，但纯西方的东西是不够的，我在我到哈佛找到了身份识别，你是中国人，你现在力图了解外国，但你祖宗了解了吗？西方的基督教，你可以不接受它但你不能不了解它，同样，对中国传统东西你可以不接受，但你不能不了解，我原来就是不接受，因为我觉得中国传统东西和现代是冲突的，但现在，我意识到你没法回避。因为你要找身份识别，你再了解西方也还是中国人，要认识他，首先得先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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