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画像 图源自于网络

作者：傅佩荣 采访：宋晨曦 如转载注明来源。

【编者按】傅佩荣以西方哲学为基础，研究中国古典经典。2013年11月，傅佩荣推出了自己的新书《朱熹错了》，他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对朱熹提出了批评，在他看来，朱熹曲解了孔孟思想的本意，而这种曲解误导中国人数百年，造成各种对儒家的误解。

儒家让我真诚做人 活得有自信

腾讯文化：从您的履历看，您最早研究的是宗教哲学，而且偏西方哲学。但近年来，您却从事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工作，比如梳理《四书五经》，包括您这次出版的《朱熹错了》、和《人能弘道》这两本书，您为何会从早期研究西方的思想转入中国传统的思想呢，是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比西方更高明或者说对中国人更有用吗？

傅佩荣：我的家庭有宗教信仰背景，因此我从小就比较关注人生问题。报考大学的第一志愿是哲学。台湾的哲学系涵盖中国和西方哲学，学生都喜欢西方哲学，总觉得西方的东西比较现代化，有名的哲人也多。中国的哲学，基本就是儒家道家，佛学又很难，所以同学们比较崇洋媚外。

我打下西方哲学的基础，后到台大念硕士，听了东方美先生的课，让我十分惊讶，他能把中国哲学提升到与印度三大传统哲学一样高的层次与境界。我眼界大开，原来中国哲学有不同的理解方式，不再只是一些古文和老东西，考的东西跟生活脱节。所以我觉得中国哲学有它的特色，到美国时我专攻宗教哲学。写论文的时候，时间有限，如果我选中国哲学会很花费时间。但是我非常幸运，那时候余英时先生正在耶鲁大学，答应做我的指导教授。所以我有两位指导教授，一位是余先生，一位是比利时（音）教授。

从美国念完书回到台大教书的时候，我就发现，如果继续研究西方哲学，永远只能跟在西方人后面介绍他们的思想。你不可能成为第一线的讨论者，你不可能创造新的议题引发新的思潮。所以我想，我可以在中国教西方的东西。由于前面有方先生和余先生的指导，所以我知道中国哲学大概的范畴和思考模式。

我在教书的时候就两个一起来，一方面教西方的哲学史，一方面教中国的儒学。到了40岁左右开始接触道家，谢廷祥（音）说如果只研究儒家思想压力很大，人有社会责任，儒家思想让你变得世俗，你不容易有明显的成就感。你一定要凭借着某种政治或者经济的力量，才能够发挥自己的理想。但是道家不一样，它不以人为中心，他能够转到道，道简单来说就是万物的来源跟归宿。从这个角度去看，心胸马上就开阔了。而儒家让我真诚做人，活的很有自信，又坦坦荡荡。任何事情都照规矩来。

道无所不在，所以我可以过的很自在，因此中国哲学首先是对我自己的生命起了很大作用。到了50岁的时候我就专门研究起《易经》。正如《论语》里所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以前听到别人讲《易经》总觉得很神秘，现在我竟然还可以拿来占卦。几年之内我就研究透了《易经》。

1999年，我从荷兰教书一年回到台北。我曾在比利时鲁汶大学跟莱顿大学给外国学生上中国哲学课。我发现外国学生也能听懂，因为英文这种语言使用起来必须每一句话都讲的很清楚。不像中文，你偶尔背一句文言文，模模糊糊有一种美感，但是不太知道什么意思。

我回台北后开始解读古代经典，第一本是《论语》。台北很多学生都是退了休的或者中年人。他们说《论语》能听懂，但是听不懂《老子》。我就再把《老子》讲一遍，然后是《孟子》、《庄子》，都加注解，翻译成清楚的白话文。最后是《易经》、《大学》、《中庸》：现在全部都整理出来了。

我很幸运，有学生推着我往前走。这些书经过我自己研究，再用清楚的白话写出来，这是我可以做到的。这十几年在学术这条路上，走出一条跟别人不太一样的路。我在讲课的时候会借用西方的思想，但绝不是对比西方来评价中国，而是借用西方的方法。

西方方法的特点是概念和认证要清楚，要有确凿根据。这就使我在讲国学时，尽量做到每一句话都有根据，成系统，可以落实在生活上。

（以上为傅佩荣在腾讯书院采访中部分对话实录，依据编辑整理，未经讲者审阅，转载务必注明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