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法兰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但也存在着在官与在民一身二任的倾向。不同的是，无论在官还是在民，他们都似乎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理念。

嘉宾：陈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 采写：杨子云，腾讯文化高级编辑。本文系腾讯文化独家稿件，转载请务必注明来源，违者必究。

【编者按】“认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独立，也许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最本质的差别。”“中国古代帝国体系的崩毁，是由于外来力量的冲击。而西方知识阶层从本质就是封建体系的摧毁力量”。2月下旬，腾讯文化高级编辑杨子云采访了法国巴黎索邦大学历史学博士陈彦。此为这次访谈的第二部分，全文如下：

法式犬儒具有抗命精神的一面

腾讯文化：我读到你的文章《法式犬儒》，写到法国的书店里有不少宣扬犬儒的“哲学的慰藉”一类的畅销书。我想，这是否可以与中国书店里的“心灵鸡汤”相提并论？以你所见，两国呈现的这种状况有什么不同？

陈彦：中国目前出现这个遍地心灵鸡汤的状况是人为扭曲的状况，不是自然的过程，因为有的书不能出来，只能出这一类的书。但法国是一个自然形成的过程，在面临着彷徨、迷茫的情况下人们会去寻找。20世纪以来尤其是东西冷战结束后，短暂的欢欣鼓舞之后，欧美社会走向什么方向？没有参照系统也没有既定目标，出现迷茫的状态。迷茫时，这些“慰藉”一类的东西就比较时兴。

另外，法国是个自由的出版体制，没有任何人可以管制你，所有书都可以出，由市场检验，如果这本书、这类书有人看，市场就发挥了作用，所以，那些“哲学的慰藉”一类的书，是真正有人看。

中国的鸡汤就不知道了。没有出版自由，想出的书不能出，那么本来不应该出的书就出来了。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书店的心灵鸡汤，可能没有反映真实的需求，不是真正的社会心态。

腾讯文化：如你所说，宣扬犬儒哲学的的书籍大行其道的背后一定是同社会意义失落、飘渺彷徨的大背景有关。为什么你又说犬儒思潮也有抗命精神的一面？

陈彦：冷战结束后的欧洲，没有大的理论指引方向，政治家也指不出方向。很多地方出现真空，于是出现很多关于为人处世，修身养性，怎样改变生活习惯甚至如何进行自我心理治疗等一类的书籍。这些书有的重温古希腊、古罗马哲学传统中的生活之道，有的干脆直发胸臆，为当今世界的人们贡献自己的治人顺世良策。他们论述的内容包括怎样忌烟，怎样调换工作，怎样换一种方法生活，换一种眼光看世界等等。一句话，他们希望为人们提供某种求得心理平衡、生活幸福的精神妙方。

这不乏积极意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自己重新设计自己人生。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有点抗命的精神，不能安稳地接受现状，得有所改变。

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是政治犬儒

腾讯文化：与“法式犬儒”相比，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有什么不同？

陈彦：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的“犬儒”是一种政治犬儒，是一种高压下的犬儒，是一种不得不为之的犬儒。现在慢慢变成高压和利益两个压力之下的犬儒，作为知识人，利益和求真，两者也许都应该有，但利益不应该成为你在学术上所考虑的唯一因素，如果利益成了你考虑的唯一因素，加上利益又是由某种政治力量来驱使，那这个力量就很大，这个利益就会完全压倒你的“求真”，这是中国式犬儒与法式犬儒有差别的地方。

腾讯文化：法兰西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差别体现在哪里？

陈彦：最重要的差别是西方社会知识分子是独立的，中国是依附的，从思想脉络和生存空间来说都是依附的。

腾讯文化：你认为当下中国有没有独立的知识分子群体出现？是有个体还是没有群体？

陈彦：我一直跟自己提这个问题，但没有很好回答，因为情况特别不一样，我认为在五四期间中国出现了一批知识人，这算是独立的知识群体，他们在两个帝国缝隙有独立的土壤，不依附于任何势力。但由于战争和其它原因，可能性空间越来越小。1930年代、1940年代还是有一批真正的知识分子，可这时的知识分子很难真正独立，因为在战争状态之下必须选择。

腾讯文化：2010年我采访杜维明先生，他说中国知识分子有独立性的开端是自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分子有觉醒，开始批评政府，有了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一点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萌芽，在那个缝隙中国知识分子有独立。后来跟政权、体制依附很深，到当下更难说有群体的知识分子独立。

陈彦：是的，现在没有独立的可能，没有独立者的生存空间了。

法国知识分子vs中国传统士大夫

腾讯文化：你有篇文章专门论述《法国知识分子的在野与参政》，说每当法国知识分子“在野”之时，他们一般都站在社会一边，批判现实政权，维护普遍价值；而当他们“参政”之时，他们则力图将思想变成行动，成为其信奉的价值体系的实际推动者。与中国传统士大夫相比，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陈彦：若以法兰西知识分子在近代以来的两极振摆现象来跟中国古代的“士大夫”阶层相比照，我们将发现彼此有一些相类似的地方：法兰西知识分子虽然没有中国士大夫“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念，但也存在着在官与在民一身二任的倾向。

不同的是：法兰西知识分子无论在官还是在民都似乎有着独立的人格和独立的理念。近代多元的意识形态给他们提供了选择，西方的民主政治舞台为他们准备了活动空间。在民的站在理性批判立场上的启蒙思想家，和以左拉为代表的19世纪末年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自不待言。处于“参政”阶段的知识分子进入内阁也并不一定和政府政策保持一致。托克维尔在七月王朝和1848年革命政府中都任过职，他奉行基督教民主派的政见而终生不悔。基佐为七月王朝的最重要的政治活动家，他主持制定法国近代最重要的教育自由立法之一。

法国当代的知识分子面对强大共产主义理想，虽然也曾因为善良的愿望托举，一时脱离了理性的原则，但他们并没有出卖自己的灵魂。比如，萨特从未加入法共，只宣称他是同路人；梅洛—庞蒂（Merleau-Ponty）规定自己同法共的关系准则是“理解但不加入，自主判断但不贬低”；甚至在共产主义信仰上走得最远的阿尔都塞（L. Althusser）也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创造性的诠释。以上种种都可以印证这一点。

相比之下，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在官在民似乎都主要是现存秩序的拥护者和奉行者。认同而不是叛逆，依附而不是独立，也许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同西方近代知识分子的最本质的差别。同时，以法兰西知识分子为代表的近代西方知识分子，无论是在官还是在民，都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入世精神。

在野，他们是现实秩序的批判音，是政府的反对派，甚至比他们入阁执政更充满着战斗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将法兰西知识分子群体的在野与参政的两极振摆都看作参与，只不过一极是人道、理性的参与，一极是政治和行动的参与。这同中国古代士大夫在仕途不达之时退居山林、江海余生的消极遁世哲学也大异其趣。

西方近代知识阶层在本质上是封建体系的摧毁力量

腾讯文化：我刚才的问题有些苛求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是不是用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和武士阶层来与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类比会更贴切？

陈彦：应该如此。中国古代士大夫和法兰西近代知识分子不太适合放在一起比较，因为他们不仅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而且也不是同一社会发展阶段上出现的社会群体。

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与欧洲中世纪的僧侣和武士两个阶层可相比。二者都产生于自己的社会体系并服务于这个体系，并都不可避免地同自己的体系一同走向消亡。

腾讯文化：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与僧侣或武士阶层之间有没有传承关系？

陈彦：没有传承关系。西方近代知识阶层起源于商品经济的发达和社会分工的细密，近代城市的兴起孕育了近代的大学，也孕育了近代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出现正如近代商业城市的勃起一样，一开始便是外在于西方中古封建体系的，即是说知识阶层在本质上是封建体系的摧毁力量。

腾讯文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有没有拥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呢？

陈彦：中国古代帝国体系的崩毁，是由于外来的冲击。到今天，在经历了170多年的现代化的历程冲刷之后，当代中国是否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阶层？这确是一个颇值得我们玩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