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敢于承认错误，修正错误，承担责任的精神，反映了他对事、对人、对己的实事求是态度，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

　　三、勇于坚持原则

　　周恩来同志说：‘‘学习毛泽东，还因为他是最能坚持原则又最能灵活运用的领袖。’’（摘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笫334－－335页）

　　毛泽东一生“要造反”“有话就要说”“要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真正的共产党员要坚持原则”“要跟‘理’，不要盲目地跟人”等理论，其实质，都是在倡导坚持真理，坚持原则。

　　毛泽东有敌人，但没有私敌；毛泽东同不少人有争论，但从未有争于微枝末节小事，而是争于主义。毛泽东有言：主义之争，在于不得不争。毛泽东为了人民的事业，在原则问题上，是不含糊，不搞中庸“和稀泥”的。因此，毛泽东注重实际，痛恶装腔作势、不懂装懂，对人对己最讲求实事求是。这种对实际和原则的注重，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是既“不避己贤”，又不废仇才；既不掩人错，又不佯己功。具体表现在他对自己的正确方面，尤其是涉及到重大原则问题上的正确认识，他始终毫不含糊地坚持，毫不让步地表白自己的正确。他曾经对那些（即林彪、陈伯达等人）存有狐狸式的“颂扬乌鸦太太歌喉甜美而骗其口中之肉”的狡诈心理，歌颂他有伟大的谦虚精神，诱使他放弃原则的人，反唇相讥说：“什么伟大的谦虚，原则问题上从来不让步！”

　　（一）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不屈服、不让步的原则

　　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和以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等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分裂党的错误路线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譬如，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开的宁都会议。这次会议上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了上风，毛泽东被剥夺了兵权。尽管如此，毛泽东没有被压服，坚持自己的正确意见而不作检讨。又如，电视剧《井冈山》中毛泽东曾有一句发人深省的台词：把毛泽东选下来事小，要紧的是不能选错中国革命的道路（大概意思）。在那个极其艰难险恶的条件环境中，党和军队若一步棋走错，其后果往往是成千上万条性命的代价！从毛泽东遭受多次严重挫折打击后仍能坚持原则坦然置之的事实看，他在意的根本不是个人的恩怨得失，而是革命队伍的强弱，前途的安危、事业的成败，这种忍辱负重勇于负责的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正是一种优秀的人民领袖素质的体现，也是历史为什么最终还是选上他担纲中国革命的重要原因。

　　（二）在与党内同志的交往上，毛泽东一直讲求论情论谊、宽大为怀的原则

　　毛泽东对耿直之士，不管是老战友，还是身边的一般工作人员，他都会跟他们有“没上没下，甚至没大没小”的讨论和争论。

　　比如：直爽得动不动就来火的任弼时，从井冈山时代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都和毛泽东有争论的陈毅元帅，历来都同毛泽东直来直去的黄克诚大将等，毛泽东就经常表扬他们“是好同志”。李达同毛泽东敢于争论，毛泽东便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宣布：李达是理论界的鲁迅，他什么时要见我，都让他来，不要阻拦……林彪早期得到毛泽东信任，是因为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背后说好话，当面敢争论”；后来变成“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毛泽东理所当然地要批他，并对他保持一种警惕。
又如，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喜欢李银桥、高智、孙勇、田云玉等很多人，这些人除了有对革命忠心耿耿，工作认真负责等很多优点外，还有一个基本共同的优点：坦率真诚，有什么说什么，敢同毛泽东作有理有礼的辩论。毛泽东对李银桥等人，常会这样说，你们敢说、说真话，不看眼色行事，我们处得来。有个理发员老王，在为毛泽东理发时，常常会用大声“命令”甚至近于呵斥的要求毛泽东“不要动！不要急；你有你的事，我有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必须为你‘把头发理好’……”此时的毛泽东，也只得笑着听老王的。

　　（三）在重大的外交活动中，毛泽东坚定履行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的原则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敢于领导一个一穷二白的弱国顽强地对抗世界列强，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原则性，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突出表现在与美国、前苏联两个世界大国、强国的周旋和斗争上。

　　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就考虑新中国的外交绝对不能继承旧中国的屈辱外交。他高瞻远瞩，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正确结合起来，毅然决定破旧立新，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型外交。他在新政协筹备会上明确宣布：“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用非常生动的语言，为新中国的外交提出了“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针。

　　“另起炉灶”，就是割断同旧中国屈辱外交的联系，不承认旧中国同任何外国建立的外交关系，而在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经过谈判，同各国建立新的外交关系。鉴于当时蒋介石集团盘踞着台湾，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尚未恢复，还确定了我国同外国建交的三条原则：第一，凡愿与我国建交的国家，必须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不能搞“两个中国”；第二，对我国采取友好态度，支持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第三，通过谈判证实其尊重我国主权的诚意。按照上述原则，新中国同许多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时，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已经达到110个。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要先清除帝国主义留在中国的特权和影响，以免敌对势力“钻进来”捣乱。他曾形象地将旧中国比作一个被外来铁蹄蹂躏过的破落家庭，提出我们必须认真清理我们的屋子，等打扫干净，有了秩序，再请客人进来。为此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有步骤地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和“取缔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一切特权。”新中国成立后逐步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有力地巩固了我国的独立和主权，为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开辟了道路。　

　　1950年6月美国对朝鲜进行大规模武装干涉，同时武力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并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对我国东北边境进行空袭轰炸，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气势汹汹的美国面前，毛泽东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顶天立地，不畏强暴，同时采取“后发制人”策略，在美国拒绝新中国一再警告的情况下，毅然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重大决策，把美军打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坐下来同中朝方面进行谈判，并于1953年7月27日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与此同时，应越南胡志明主席的要求，党中央和毛泽东做出了援越抗法、抗美的决策。1954年，新中国首次实际上以五大国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同其他与会国一起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做出了巨大贡献。

　　美国在朝鲜战争中失败后，为加紧控制台湾，于1954年12月同台湾当局签订了所谓“共同防御条约”，中国大陆沿海受到骚扰。中国人民解放军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毛泽东坚定指出，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联合国或任何国家都无权干涉。1955年4月，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亚非会议上发表了愿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的讲话，促成了1955年8月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

　　经过朝鲜、越南和台湾三条战线上打谈较量，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打出了我国军威国威，为我国外交树立了独立自主，伸张正义、坚持原则、维护和平、说话算数的鲜明的独特风格。

　　到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苏联当时的领导人推行“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战略，向我国提出有损主权的无理要求。当党中央和毛泽东坚决拒绝后，苏联领导人仍一意孤行，把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不断制造边境纠纷，推行霸权主义，并威胁我国的稳定与安全，使中苏关系迅速恶化。与此同时，美国不但继续侵占台湾，还肆意破坏日内瓦协议，扩大侵越战争，从南面加紧了对我国安全的威胁。

　　面对美苏同时逼来的威胁，当时的形势相当险恶。毛泽东在提出反对美苏两霸的同时，高屋建瓴，审时度势，等待时机，准备调整战略。

　　对当时的苏联，毛泽东先采取“坚持原则，后发制人；坚持斗争，留有余地；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方针，同苏联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期望维护中苏关系。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周恩来访苏，为争取改善关系再次作出努力。但是苏方不仅拒绝中方的良好愿望，反而加强对我国的军事威胁，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甚至挑起边境冲突，把中苏关系推向战争边缘。在此情况下毛泽东采取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针锋相对的方针。

　　在同苏联霸权进行斗争的同时，毛泽东大力支持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的美国，力不从心，正谋求从越南脱身。为了反帝反霸，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毛泽东决定进一步加强我国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合作，并把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作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点。同时旗帜鲜明地全力地支持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他多次发表声明：支持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各国的民族独立解放运动，以及世界上一切国家的和平运动和正义斗争。
　　
　　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国由于深受其侵越战争的拖累，内外交困，不得不有所收缩；苏联则趁机增强军力，加紧向外扩张，不但成为对我国安全的主要威胁，而且极力同美争霸，出现了苏攻美守的态势。这时毛泽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毅然决定调整我国的外交战略，争取打开中美关系，摆脱与美苏同时对抗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