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村民的寿礼

   1943年元宵节前夕，即正月十四下午，毛泽东在枣园散步，遇见了侯老汉和胡老汉，闲谈中得知两位老汉已年过六十，还是同年同月同日出生，巧的是第二天就是他们的生日。经了解，枣园村年过花甲的老人共有24位。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说：你们都是六十花甲了，年高有德，应该给你们贺寿。毛泽东当晚就派人邀请24位老人，第二天一起过生日。

   1943年2月19日，农历正月十五。这天下午，24位花甲老人一起来到位于枣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室。毛泽东同老人们一起吸烟、喝茶、拉家常、吃饭、喝酒，为他们集体祝寿。毛泽东给老人们敬酒，祝老人们健康长寿，并送寿礼：每人一条三道道蓝毛巾，一块肥皂。一辈子也没有做过寿的老人们接过毛泽东送的寿礼，笑得嘴都合不上了。这应当算是毛泽东送的最简朴、最实用的寿礼了。

   给徐特立的祝寿信

   毛泽东给很多人发过祝寿的电文、信件，有给兄弟党和友好国家领导人的，有给师长的。给在湖南师范读书时的老师徐特立的祝寿信最多，几乎每年都写。其中，最有名的、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写给徐特立六十寿辰的贺信，其中的内容很多人都能背出来。1937年1月30日，毛泽东致信徐特立，祝贺他60岁生日。信中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贺信称赞徐特立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不躲避责任；祝愿他健康长寿，“成为一切革命党人与全体人民的模范”。

   赠张维母亲的寿礼

   张维，湖南浏阳人，1898年出生，与毛泽东的交往始于20世纪20年代前后。两人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75年张维去世，长达半个多世纪。1950年9月19日，毛泽东得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张维的母亲八十寿辰，特写“如日之升，如月之恒”表示庆贺。毛泽东在信中写道：“令堂大人八十寿辰，无以为赠，写了几个字，借致庆贺之忱。”

二

   转赠宋庆龄一只熊掌

   毛泽东对宋庆龄非常尊重。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毛泽东即委托陈毅、邓小平等前往公馆探望宋庆龄。6月17日，新政协筹备会刚结束，毛泽东就与周恩来商议，决定派邓颖超和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廖梦醒前往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并于19日亲笔致信宋庆龄。

   8月28日下午4时，宋庆龄由上海乘专列抵北平，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等50多人早早就来到北平车站，专程迎接宋庆龄一行。这期间，毛泽东亲自到车站接人只有两次，一次是接国民党起义将领程潜，还有就是这次接宋庆龄了。

   新中国成立不久，王震从新疆给毛泽东送了两只熊掌，一只大一些，另一只小一些。当机要秘书高智向毛泽东报告此事时，毛泽东想了想，说：把大的那个给宋庆龄送去。

   1957年冬，毛泽东派人给宋庆龄送去一些大白菜。宋庆龄非常高兴，复信致谢：“承赠山东大白菜已收领。这样大的白菜是我出生后头一次看到的。十分感谢！”

   分赠黎锦熙的礼品

   毛泽东与老师黎锦熙之间的交情持续了近70年。1913年，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预科一班读书时，黎锦熙是学校的历史教员。之后，他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根据《毛泽东早期文稿》和《毛泽东年谱》记载，现在已经发现的，从1915年11月至1920年6月间，毛泽东写给黎锦熙的信件至少有7封；与黎锦熙在一起谈论的次数更多，交流涉及的问题范围非常广泛，从国家大事，到哲学思潮、人生观和世界观、求学方法、身体锻炼等无所不及。

   抗战时期，黎锦熙在西北师范学院任教务主任。1939年，毛泽东将自己所作的《论持久战》一书寄赠黎锦熙，两人因战乱而中断了多年的关系又续上了。

   1949年6月，当毛泽东得知黎锦熙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时，即去北京师范大学黎锦熙宿舍看望叙旧。同年秋天，毛泽东指定黎锦熙、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马叙伦、郭沫若、沈雁冰等7人组成“中国文字改革协会”，黎锦熙任文字改革协会常务理事会副主席及汉字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作为语言文字学家，在湖南，黎锦熙与符定一齐名，很受毛泽东的敬重。在毛泽东的过问下，有关部门为黎提供了一座有工作室和书房的四合院，以便让他能够“搞研究，带徒弟”。

   1953年，毛泽东派人将一些礼物赠给黎锦熙，以表达对黎的敬意。其中有：“人参果一包，阿胶四块，红参一盒，冰糖一块，麝香二支，贝母一包，虫草半斤。”

   预赠何香凝的“礼物”

   1937年，何香凝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礼物：一套上好狼毫毛笔、一册画集和一本廖仲恺的诗词集《双清词草》。1937年6月25日，毛泽东收到礼物，立即挥毫复信：“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没有什么奉答先生，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

   “唯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这应是毛泽东一生中赠送的最厚重的“礼物”了。不过当时应是“预赠”，但毛泽东没有食言，经过12年“多做工作”，终于建立了新中国。

   回送章士钊10斤桃和杏

   章士钊是湖南人，是清末民初著名政论家，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曾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19年，经杨昌济介绍，章士钊认识毛泽东。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革命运动以及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量较大的款项。毛泽东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立即答应，并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将捐得的２万元全部交给毛泽东。对于章士钊的这次帮助，毛泽东尤为感激，一直深记在心中。这样，便有了从1963年开始到1972年，每年春节毛泽东还给章士钊2000元债的故事。

   1945年8月，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时，章士钊曾与毛泽东沟通交谈，从内心倾向共产党，佩服毛泽东。毛泽东曾回忆说，行严老（章士钊字行严）曾将一张写有“走”字的字条私下递给他，并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毛泽东心领神会。

   1949年４月，国共和谈，章士钊是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团成员，南京国民政府拒绝签字后，遂和张治中等一起与南京国民政府决裂，留在北平。

   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柳文指要》是章士钊晚年撰写的一部对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文集的专门研究巨著。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在收到《柳文指要》书稿后，给章士钊复了一封很有趣味的信：“大作收到，义正词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今奉上桃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报相反，尚乞谅解。”毛泽东送出桃子和杏子这一平常举动，加之风趣的书信用语，百姓日常生活的家长里短，一代伟人的常人心态，在不经意间表现得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