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3年8月1日，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周质平做客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发表了题为“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的演讲。周质平教授介绍了胡适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的一生，强调了胡适的若干观点，包括“把你自己造成一块好的材料，这是你救国的唯一途径”；“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目的不能使残酷的手段变得神圣，而革命往往是我们使用残酷手段时最好的借口”。周质平教授认为，胡适思想对于当今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有深刻的时代意义。以下为演讲实录：

   回看胡适的一生，看到的是什么？是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虽然胡适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也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1962年），这两个职务理论上都由蒋介石任命，但我们始终觉得胡适代表的是清流，而不是当道。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但关心政治和热衷名利其中有微妙的界线，关怀政治和靠拢权势很不同。1917年胡适回到中国，说“20年内不谈政治”，希望通过文化改良给社会改造打下坚厚基础。但两年以后他说：“谈政治成为我的一个忍不住的新努力”。当初胡适提出20年内不谈政治时，他的一帮朋友就开玩笑说：“胡适是处女，我们是妓女，胡适要保持他的处女之身，不和肮脏的政治有交往。”处女和妓女的比喻虽然是玩笑，但我觉得深刻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级关系，好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则已，一旦关心政治或者涉入政治，不为处女即为妓女，或者不闻不问，或者以此为生。最好的例子是郭沫若，在两级里郭沫若属于哪一边，大家一看就知道。胡适在政治上给了我们新的典型，他对国事和政治发表他的意见，参与而不同流合污，介入而不为政治势力所吞噬。胡适既不是处女也不是妓女，是良家妇女的典型。我要过问国家的事，可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他死。

   1958年胡适去了台湾，很多人以为他和蒋介石关系非常密切，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这个说法在蒋介石日记公开后不攻自破。蒋介石在日记里对胡适“恨之入骨”，这四个字绝不夸张。蒋介石表面上好像对胡适礼贤下士，非常客气，可骨子里把胡适看成是他的一个心腹大患。胡适1958年到台湾后，和国民党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蒋介石计划连任总统还是雷震案种种，胡适都表示反对。他觉得当时的台湾不够民主是国民党独裁的结果，必须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他甚至给过蒋介石建议：要救台湾，必须“毁党救国”，即要救中华民国，必须毁国民党，让国民党分裂，否则中华民国会随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而亡。蒋介石听了胡适的建议后，回家写日记时用最刻毒的话骂胡适：“胡适让我做的事是数典忘祖，要我做亡国奴，胡适丧心病狂。”1962年年初，胡适在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突发猝死，蒋介石表面上哀悼他，写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对联，可他在日记里说的是：“我终于去掉了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

   在许多研究胡适的文章里，尤其是国内，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胡适“浅”，一个是说胡适软弱，总觉得胡适所谓自由主义太过软弱。对于说胡适软弱的，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能找出另外一个人比胡适硬吗？1945年二战结束后，胡适从美国发了一个电报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希望他能够解除武力，共产党成为第二大党，和国民党一起把一党独裁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后来胡适说：“我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电。”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和50年代末要蒋介石“毁党救国”的思路是一致的，胡适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朝着民主方向走，但蒋介石、毛泽东没有一个人接纳他的观点。胡适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最容易说明他在政治上有一种天真。

   1917年胡适回国时，用梁启超的标准来评判，他只是一个“应时之人物”，是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人物。到1989年，也就是70年后，胡适反而成了超越时代的人物，超越时代的标志在于他的全集还收不全，这在中国社会演变里值得大家深思。在胡适思想里，特别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一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胡适的个人主义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恰恰相反，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里提出，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造成一块好的材料，这是你救国的唯一途径。他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一艘船要沉下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救出你自己，连自己都救不出，何谈救别人？他讲的是老实话。193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在文章里他写道：“现在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想这句话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面还写道：“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如果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千万人之以为是，不妨碍我一个人之以为非。

   1949年以后，胡适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一个原因是在于他1919年和李大钊有过一次辩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观点是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反对革命，提倡改良。“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现代史里影响太大，一直到1989年之前这个词都是绝对正面的意义。“革命”对中国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仿佛只要是革命都应该支持，因为“革命”给我们的感觉是在一夜之间把过去所有的错误和罪恶都洗刷掉。可胡适告诉我们：目的不能使残酷的手段变得神圣，而革命往往是我们使用残酷手段时最好的借口。有人说，我们之所以如此残酷如此血腥，是为了残酷和血腥后面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胡适说，即使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真能实现，也不能因此不顾手段。这是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里非常重要的精义。

   1978年后中国慢慢出现一些松动，这些松动和1978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此文一般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其态度和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非常接近，胡适说的是“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只是几个字的不同。几十年过去了，胡适从罪魁、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今天其思想逐渐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自由、民主、理性成为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霖，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思想。胡适晚年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因说话而死也要说这句话。中国的言论自由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得来的，即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风险，争取一点表示不同意见的自由。我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很快地过去，我们要的是“鸣而不死”，要的是虽然你的意见跟我不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个话的权利。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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