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讲论政。
梁启超先生一入世就卷入到政治漩涡里，1895年22岁在京城组织公车上书，同时在北京办《中外纪闻》报刊，接着到上海办《强学报》，1897年在湖南办实务学堂，推动湖南维新运动，1898年直接参与百日维新。失败以后到日本办了好几种有重大影响力的报刊，如《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国风报》等等，都是谈政治的。而且参与组织和发展保皇会，组织政闻社，指导国会请愿运动等等。1912年归国以后，组织政党参与制宪，出任部长，策划反袁的护国战争。梁氏一直在中国政治漩涡里，沉浮无定。他希望实行宪政，清末追求宪政，民国还是追求宪政，但都没有实现。他曾幻想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路，但结果他的想法落空。在政治上唯一做成功的一件事，是1917年到1918年说动朝野参加欧洲战争，是中国第一次主动参与国际事务，第一次在国际社会赢得说话的机会。
梁启超最早从1914年开始萌发了想要退出政治的想法，他于1914年辞去政府职务，避居天津，第二年创办《大中华》杂志，在发刊宣言中梁氏表达出对政治的极端失望。他说：“我国民积年所希望所梦想，今殆一空而无复余。惩守旧而谈变法也，而变法之效则既若彼；惩专制而倡立宪也，而立宪之效则既若彼。曰君主为之毒也，君主革矣，而其效不过若彼；曰乱党为之梗也，乱党平矣，而其效不过若彼。二十年来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学新政，其结果乃至为全社会所厌倦所疾恶。”接着说：“吾以二十年来几度之阅历，吾深觉政治之基础恒在社会，欲应用健全之政论，则于论政以前，更当有事焉。……故吾自今以往，不愿更多为政谈，非厌倦也，难之，故慎之也。政谈且不愿多作，则政团更何有？……吾思之，吾重思之，吾犹有一莫大之天职焉。夫吾固人也，吾将讲求人之所以为人者而与吾人商榷之；吾固中国国民也，吾将讲求国民之所以为国民者，而与吾国民商榷之。”本来梁氏已下决心，从政治舞台上退下来，用心于思想学术活动。后因袁世凯复辟帝制，乃不得不出而参加护国运动。再后，又有张勋复辟。因为他有大功于护国事业，后来再度加入政府担任财政总长。但不久觉得他的主张很难实行，所以完全失望退居天津。1918年夏，梁先生即已考虑“出杂志，专言学问，不涉政治。”到是年10月，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吾自觉欲效忠于国家社会，毋宁以全力尽瘁于著述，为能尽吾天职。”出游欧洲前夕，梁氏与他的几个晚辈朋友作竟夜长谈，“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要从思想界尽些微力。”1920年欧游回国后，彻底告别政坛，加入学术圈，成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导师。
梁启超一生搞政治，后来失望乃至绝望，退出政治舞台。胡适刚一回国说下定决心要用笔和舌从事于社会教育事业，以偿报国之志。回国后的观察，更加坚定了他打定二十年不谈政治，要从思想文艺上为改革政治打下基础的决心。1919年发表“问题与主义”的三篇文章之后，两年多时间仍坚守其学术园地的耕耘。到1922年夏，他终于感到不得不谈政治。这一年他与朋友合作办起《努力周报》，有人为他感到可惜，认为他应该尽瘁于思想学术，不当谈政治，认为他走上“歧路”。胡适写文章说他的苦衷，说他回国两年，一直不谈政治，直到1919年夏，陈独秀被捕，接办《每周评论》才有不得不谈政治的冲动，于是有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辩论。但暂短的辩论过后，胡氏仍然做他的学问。以后两年多，并没有多谈政治，但他对当时中国的政治舆论界实在非常不满意。大家都撇开具体的政治不谈，而高谈各种主义。他说：“我等了两年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人们尽情高谈各种主义，内政的腐败，外交的失败，他们好像都不曾看见。胡适说“我实在忍不住了，现在出来谈政治，虽是国内的腐败政治激出来的，其实大部分是这几年的高谈主义而不研究问题的新舆论界把我激出来的。”胡适由不谈政治到谈政治是有感于国内舆论界、思想界高谈主义不谈具体问题。这是胡适先生和后来各种各样的激进主义、教条主义的根本分歧。胡先生主张要面对现实，面对实际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不要高谈我主义，空喊口号。胡适因为被刺激不得不出来谈政治；梁启超因对政治失望，对自己的政治活动有些近乎迷梦而至反省，从而退出政治舞台，改而从事著述。胡适是对政治舆论界极端失望，而决心部分地离开学术而参与政治，觉得不能袖手旁观。中国跟激进主义、空谈主义的人走，会走到悬崖绝壁上。（虽胡适没有如此说，但我们看后来中国发生十年文革的情况，真是走到悬崖绝壁，是高谈主义的后果）所以他不忍心袖手旁观，要出来谈政治。
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都追求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曾及身而见政治目标的实现。但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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