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我个人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无穷恩惠，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新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胡适”2013年8月1日，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做客腾讯文化燕山大讲堂，发表了题为“胡适与梁启超”的演讲。梁启超与胡适是近代引领中国社会思潮的人物，二人相差18岁，胡适受梁启超启发，立志要做中国思想史，奠定其一生的基本学术方向。以下为演讲实录：

   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引领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文化思想的一个人物。胡适先生恰好接他的班，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引领中国思想文化向前进步的一个人物。在我个人研究中，对任公先生的性格和气质更喜欢一些。因为胡适先生给人印象是历史负担太沉重，他的一生过得相当沉重，使命感、责任感太沉重。梁启超这个人一生生龙活虎。我个人更喜欢梁启超，但胡适的沉冤必须昭雪，他被打入到十八层地狱，从十八层地狱捞到地面上来，自然很难。

   梁启超跟共产党的过节没那么严重。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搞得特别厉害时，有几个大知识分子受到凌辱，有的被杀。当时梁启超在给朋友的信中讲了对国民党、共产党不敬的话，私人信件没有公开发表。后来讨论社会主义时，梁启超讲基尔特社会主义，使一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不高兴，辩论了一回，这没有什么，不像胡适抄老底的批判共产党、批判社会主义，所以把胡适看成眼中钉、肉中刺，必除之而后快。而且胡适崇拜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存在着崇美、亲美的倾向，而中国恰好跟美国打了一大仗（朝鲜战争），共产党很想清除知识分子中崇美、亲美的人思想情绪，而胡适是崇美、亲美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于是胡适成了靶子，有领导、有组织、遍及全国的批判胡适运动展开了。这需要我们做很大的功夫来恢复胡适先生的本来面目，让人们知道胡适是什么样的思想主张和怎样的人物。到现在仍有很多人不了解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

   我常常讲一个真实的例子，五、六年前我在鲁迅博物馆做了一次跟胡适有关的讲演。互动时一位老先生突然站起来，说：胡适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贼！令全场震惊。当时在场的青年人说“你闭嘴，这么大年纪，您歇歇吧。”我当时劝年轻人静下来，让他把话讲完。休息时我问他在哪儿高就？他说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已经80岁了，耳朵、眼睛都不好使了，估计青年人那些话他也没有听清楚。受过大批判胡适影响的那一代人，心目中胡适还是卖国贼、崇洋媚外、蒋介石的御用学者。所以我们要下大力气让大家重新认识一下胡适到底是什么样的，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在胡适读书时期对梁启超非常崇敬。梁启超生于1873年，胡适出生于1891年，相差18岁。胡适出生那一年，梁启超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弟子中最出类拔萃的一个。1895年胡适开始在家乡读书。这一年梁启超、康有为在北京组织著名的“公车上书”，要求变法。1898年变法失败流亡到日本。1904年胡适离开家乡到上海读书才知道梁启超这么一个人。他首先读书的一个学校叫梅溪学堂，有一次老师出题，谈日本怎么会强盛起来。胡适找到二哥，问他二哥就这个题目有什么看法。胡适二哥受过中等教育，在上海做生意，二哥很不简单，胡适说对他一生影响重大的除了父亲以外，就是他母亲和二哥。他二哥给他找到《新民丛报》汇编（1902年《新民丛报》第一年汇编），胡适得到这一重要的参考资料，做的论文得到老师赏识。1905年以后胡适转入澄衷学堂，这时比较有系统的阅读了《新民丛报》，而且把这个刊物当做他的主要精神食粮。在他后来《四十自述》里回忆说：我个人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无穷恩惠，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新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第一次给我们一个学术史的见解。由于受梁启超启发，胡适后来立下来志愿要做中国思想史，几乎奠定了胡适一生的基本学术方向。

   1910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辛亥革命发生时正在美国读书，对梁启超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他有很独特的见解，他说：梁启超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国民党著名的编年史学者冯自由在《革命逸史》也说过同样的话，梁启超在1902、1903年时期给一班少年灌输过不少革命种子。1912年结束14年的流亡生活回到国内后，胡适在日记里又有一段话说：“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这个评价不得了，超过孙中山和黄兴），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916年袁世凯垮台后，胡适仍在美国留学，当时在日记里表示，希望像梁启超、张謇这些稳健派人物能够出来执政，“我国今日现状，顽固官僚派和极端激烈派两派同时失败，所靠者全在稳健派的人物。这班人的守旧思想都为那两派的极端主义所扫除，遂由守旧变为稳健的进取。况且极端两派人的名誉 (新如黄兴，旧如袁世凯)皆已失社会之信用，独有这班稳健的人如梁启超、张謇之流名誉尚好，人心所归。有此中坚，将来势力扩充，大有可为。”。这是胡适希望的。以上可见胡适在留学回国之前对梁启超一直很敬仰。

   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跟梁启超的关系有点微妙——友谊与争论并存。胡适归国后，两人交往有很多也很有趣，有互相赞许有互相批评。

   梁启超1918年12月离开中国到欧洲，他率领一个团队作为巴黎和会的会外顾问团，拿到政府津贴。1920年3月回国。恰好这时胡适《尝试集》出版，梁氏回国，读到此书非常兴奋，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说：“《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还说他的看法，“窃意韵文最要的是音节。吾侪不知乐,虽不能为必可歌之诗;然总须努力使勉近于可歌。吾乡先辈招子庸先生创造粤讴,至今粤人能歌之,所以益显其价值,望公常注意于此,则斯道之幸矣!”胡适的白话文遭遇到少数人的顽强反对，但反对的人很少公开长篇大论，与之对垒。公开反对胡适不讲究押韵的人很多，梁启超这里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新诗也得有韵，没有韵不成诗。后来梁启超做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批评胡适的白话主张。但胡适写了一封回信，逐条批驳。后来梁任公没有发表其长文，胡适的这封信我们也没有看到。

   胡适对梁启超欧游回国以后写的《清代学术概论》非常赞赏，说“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也只有他能做这样聪明的著述。”对于梁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胡适许之为“ 任公最佳作”。但对梁氏做的《墨经校释》就不太恭维了。梁启超写出《墨经校释》后请胡适看，提意见。胡适也就不客气的对该书提出批评。但梁启超对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所以梁启超写了一封回信反驳胡适的意见。不过让胡适不高兴的是《墨经校释》公开出版后，梁启超把他批评胡适的信放在书的前面，而把胡适对他书提意见的信放在书后，胡适心里不太高兴，说这是“任公不通人情处”。

   1922年春天，梁启超应北大哲学社邀请到北大演讲，演讲的题目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演讲的主持人是胡适本人。梁启超事先说明，“不想做全面评述，只把我认为欠缺和不对的地方老实说出”。他的讲演全篇都是批评，他说“把思想的来源抹煞得太过了”，是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将各派思想来源说得太简单；“写时代的背景太不对了”，老子的年代大成问题；又说“讲孔子、庄子最不好”，“我相信胡先生不是轻薄人,但时髦气未免重些,有时投合社会浅薄心理,顺嘴多说句把俏皮话”，批评得很尖刻。后来胡适给陈独秀的信里提到梁启超不通人情，但胡适很大度。

   1923年2月，胡适应清华同学之请，在《努力周报》读书杂志上为青年学生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超看后不以为然，嘲笑此书目文不对题，说他“明知国学最低限度，实际开列的书目，有些远远超出最低限度，而且有些必读的书却没有开列。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中，居然把《三侠五义》、《九命奇冤》都列上，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却没有，岂非笑话，简直是石破天惊的怪论。”然后下一个断语，认为胡适开的书目不合用，所以梁启超自己另开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是又一次思想交锋。

   这一年的3、4月间，发生了著名的“玄学与科学的大论战”，玄学派的张君劢和科学派的丁文江就科学能否支配人生观问题大开笔战。实际大家都知道当时参与这场论战的，梁启超是张君劢的后台，胡适是丁文江的后台。在胡适与丁文江的通信里，丁文江有很多次准备答辩的文章在通信里都跟胡适谈到过。虽然梁、胡两人没有直接上第一线跟对方大开笔战，但人们知道他们俩在幕后起了很大的作用。这场论争出了两种集子，一种是科学派出的；张君劢另外编一部集子。文章都收进去了，编排上下了功夫，体现了不同立场。梁启超在他的《人生观与科学里》批评丁文江迷信科学万能，说人生问题有一部分科学可以解决，有一部分比如情感就不是科学所能解决的。胡适发了一篇自认为很不庄重的小文章《孙行者与张君劢》，说张君劢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张君劢认为科学只能解决一部分的人生问题，而不能解决全部问题，由此以为人生观的理论可以脱离科学的支配，胡适说“这只是幻想，正如孙行者翻了十八万里的筋斗，还脱离不了如来佛的掌心一样，张君劢发了那么多议论，实际还逃脱不了科学的支配。”梁启超与胡适直接批评的对象是丁文江与张君劢，但实际上好像手球比赛，把球砸在地板上，但目标不是地板，而是对方的网窝。丁文江的后台是胡适，张君劢的后台是梁启超。胡适批评张君劢，实际是批评梁启超。这一点，在胡适为《科学观与人生观》论战文集写序时就暴露得很清楚了。胡适说：“这30年来，‘科学’这个名词在中国几乎取得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蔑和戏侮的态度。直到民国8、9年间，梁任公发表《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在胡适看来，中国学界掀起反对科学、怀疑科学的逆流，梁任公要负首要责任。

   这场争论过去后，这年年底梁启超跟胡适有过一次合作，共同发起纪念戴东原诞辰200周年的学术活动。大家知道胡适除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以外，比较深入的研究哲学家思想的，《戴东原的哲学》是最重要代表作。梁启超为这次活动赶写了好几篇文章，有一次竟然连续写作34小时，文章结尾加上一句：我要睡觉去了。这很有趣，所以梁任公的性格很可爱。还有一次共事是1925年成立中华图书馆委员会，胡适做书记，梁任公出任图书馆的馆长。

   纵观梁、胡二人的交往，五四以前胡适对梁启超非常敬仰，视为前辈，甚少批评；五四以后梁氏欧游回国，思想略有变化，他们有了明显的思想分歧，互相批评，有时很不客气。但就私交而言，没有受太大影响，1922年胡适在他《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仍然给梁启超很高的评价。1929年1月，梁启超生病期间，胡适恰好到北平参加协和医学院的董事会，19日晚上到北平时，梁启超刚好去世了8小时，第二天胡适赶去参加梁启超的大殓，不禁伤感下泪。后来在《四十自述》里再次对梁启超之死表示悼惜，说：“梁启超先生也曾同样的允许我（写它的自传）。他自信他的体力精力都很强，所以他不肯开始写他的自传。谁也不料那样一位生龙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岁！虽然他的信札和诗文留下了绝多的传记材料，但谁能有他那样‘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来写他那五十五年最关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生活呢！中国近世历史与中国现代文学就都因此受了一桩无法补救的绝大损失了。”胡适对梁启超一生总的印象非常好，非常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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