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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谈科斯:中国必须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
来源:腾讯思享会 2013-09-04 09:40:32发表评论(0) 新浪微博 更多

 

 

 

【编者按】“科斯非常热爱中国,关注发生在中国的变革。2008年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由科斯教授用他个人获得的诺贝尔奖金独自支持。在会议闭幕式上,他的致辞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2013年9月2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辞世,享年102岁。9月3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携新书做客腾讯思享会,现场回答主持人关于科斯的提问时,周其仁教授说,他喜欢科斯的经济学,因其最少含有教条,很少给出结论。科斯强调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创新乏力的症结之所在周其仁教授认为科斯的提醒非常重要: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要增加和培育社会的宽容度,必须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以下为文字实录:

杨子云:你刚才提到“交易成本”这个词,让我想起这个概念的创立者,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昨天他离世,102岁高龄。他非常热爱中国。我记得在2011年的财经年会上,他有一个视频致辞,致辞中他说:“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它是偏狭与自负的最好的解毒药,有助于培育宽容开放的社会”。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说法。同时,他的这段话,对中国的未来有着什么样的警示?

周其仁:今天从清晨开始,不断有消息过来,科斯逝世。当然,102岁是一个很高的寿命。原来科斯计划今年10月造访上海。他非常热爱中国,却从没来过,102岁了,还想跨越重洋到中国一趟。2008年在芝加哥大学举办的“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讨论会”,是他个人用他获得的诺贝尔奖奖金独自支持的,他在致闭幕辞的最后一句话是“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编者注)。他对中国的变革寄于很大期望。

这里头就涉及到他最后的一本著作跟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梳理了中国整个改革过程。最后一章节说到中国下一步,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这条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什么叫创新?创新不是仅仅限于一个领域,而是社会氛围的产物,让人们百无禁忌的往一切方向去探索,这个情况下才会有好主意,好主意可能变成商业运作,改变整个产业面目,改变人们的生活效率,然后把经济提高到一个新平台。他认为中国下一步要走生产率主导的提升路线,不是靠低成本优势在全球立足。提出思想市场非常重要,要有活跃的想法。如果这方面的管制不当,对中国的下一步发展会有严重的障碍,这是他那本书的一个蛮重要的结论。包括2011年给《财经》年会致辞时提到的东西。

这两天都在写悼念科斯的东西,我们应该为科斯讲点什么。很多朋友提到“思想市场”这个概念。我特地把这本书找来。最早是科斯1974年的一篇论文,1973年美国经济学会组织了一个专题讨论:“第一修正案的经济学”。

   美国宪法有若干个修正案,其中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自由。言论自由跟经济学有什么关系?美国经济学会专门组织了一场讨论,科斯有一篇论文交给讨论会,后来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这篇文章有中译,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其题目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这篇文章被美国很多媒体界的人批评。他讲的是在美国形成了一个奇怪的悖论:多数人特别是知识界、新闻界、学术界认为思想应该高度自由,应该百无禁忌,法律应该充分保障思想的高度自由,这在美国知识界大概是一致的意见。但同时知识界、特别是媒体界,很多群体认为对商品市场应该加上很多管制,因为商品市场有信息不对称,有虚假消息,可能形成诈骗。里头有非常趣的是广告怎么处理,各国对广告都有管理,那广告是不是言论自由?是不是应该受第一修正案保护?这是很有挑战性的问题。科斯的意见是,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没有什么不同。科斯挑战了美国主流社会这样的一个悖论:思想市场是高尚人士从事的活动,应该有足够的自由,商品活动等而下之,里面充满了卑劣的利益诉求,所以恰当的给予管制是应该的甚至是必要的。

   科斯就挑战这个想法,认为这两个东西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思想市场由很多个人想法推动,很多人发表的言论不管是怎么声明为了全人类和全社会,实际上是表达他个人的想法,跟一个商品者要表达的东西没有什么不同,在道德上没有高下之分。这是他的基本看法。第二,他认为这两个市场里既有需要管制的内容,也有需要减少管制的可能。到底是什么领域要加管制什么领域要减少管制,科斯一贯的立场是依成本而定。

所以科斯的经济学很难掌握。他不是黑白分明,管制等什么都不要,而是让我们自己看看:管制需要花代价,允许市场、产业、产权发挥作用也要有代价,就是比哪个代价低,两害相权取其轻,决定了人们的制度选择。我喜欢科斯的经济学,是因为他最少含有教条,他的经济学很少有结论。任何事情只有好好地懂它才能得出比较恰当的结论,他的看法:思想市场也罢、商品市场也罢,由同一个框架、同等对待比较好。

他为什么特别强调中国要有思想市场?

可能他看到中国的改革,因为我们的经济改革走在前面,经济领域的自由度比较大,但在法律、政治方面的改革相对滞后。在这种偏差的情况下,他提出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是针对中国的情况。当然他本人没有来中国,但我相信他的助手王宁给他带去了很多情况,他根据这些情况的梳理做出判断。

中国在这商品和思想者两个市场的自由度上,要注意扩大思想市场的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我相信这个理解有道理。

看这一波中国的出口下降,越南和其它国家在出口市场的增幅明显增高。我们这一波优势已经显著收敛,中国下一步走什么路?要知道增加工资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力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重要的是怎么让生产率提高?靠科技创新。但什么叫科技创新?要科学革命。

17世纪科学革命是要把中世纪的神学束缚打开,像中国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样,要重新审视很多基本关系,形成新的想法,无论对自然界、对技术、对社会,在这个自由的氛围下冒出点子。如果一个社会里没有思想的自由,指望想出新技术是不可能的。新技术的产生是研究相关的技术、科学,需要社会资本,其中最重要的是需要自由的氛围。

回过来,蛊惑人心、胡说八道怎么办?我们在文化上参差不齐,如前一段时间媒体披露的王林大师。一到民间,会发现大师还真不少。这就回到1973年科斯的论文,是不是百无禁忌要考虑,但这里面要找到平衡点。

我同意科斯的观察,中国总的来说是仿照性经济。通过开放红利,利用我们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把人家的东西做了,这无可厚非。因为后发国家一开始搞经济时都会走这条路。比如英国的汽车公司曾诉美国的汽车公司侵犯专利,美国的法官判得很有意思:汽车外观是公共知识,没有产权。不受理。

我相信模仿是一个阶段性的现象,但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

科学技术创新的兴起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我们当然希望冒出很多好的点子,但未来不确定,怎么知道哪个点子是好的、是对的,只有冒了、试了、做了才知道。所以中国的发展要增加和培育社会的宽容度,没有宽容度在创新上是难以领先的。这点科斯的提醒非常有道理。

我们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中国功夫了。

你要问我中国是否已经有一个思想市场。

按我的观察,这个市场早就有,但是否高度合法,能否吸纳到体制里,成为得到法治保护的思想市场、商品市场、服务市场,这是一个难题。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没有想法,没有讨论问题的习惯,没有百家争鸣的习惯,而是我们过去多年习惯的思想管理模式,如何一步一步与今天的实际情况适应,这是很大的挑战。纵向看,我是审慎乐观的。总的来说,现在大家可以讲不同看法、讲不同意见,我这个年龄讲这些,真是有点忆苦思甜了。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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