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4年1月10日下午，“从家乡到故乡——刘亮程自选集出版暨作品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作家李锐参加本次研讨会并演讲，他指出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普遍缺乏深度精神诉求。从一场信仰幻灭的废墟之中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和艺术需要思考如何在精神废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这是判断一个作家水准高下的基本尺度。以下为发言实录：

   李锐（作家）：我自己也是作家，所以我想从一个作家的角度谈我对刘亮程作品的理解。15年前，海南岛《天涯》杂志出了一期刘亮程的专集，当时蒋子丹（一级作家）任主编，她选择了刘亮程一组散文，邀请全国各地的作家来为这组散文写读后感，我就是那时开始接触亮程的文字，在此之前我不知道刘亮程是谁。当时我写了一篇短文《来到绿洲》，是读了那些文字以后给我的第一印象和感觉。为什么说来到绿洲，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认识。刚才在休息室里我看见文学馆挂了一圈大师的照片：鲁迅、老舍、巴金、沈从文等等，我们如果要在现代文学馆来谈论文学和写作，就好像是站在崇山峻岭之中思考自己的写作高度是什么样，这非常重要。当你的作品作为一种公众读物拿出来的时候，评判它的尺度一定是要放在这样一个文学的崇山峻岭里来评价和看待。就好像美术家的作品一定放在广阔的背景之中来看待一样。20年以来，我一直在我的文章里到处讲座，我都在讲文化的自觉的观点，讲一种确立现代汉语的主体性。用一句话来概括所有的胡思乱想：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它既是对一个作家的最低要求，也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要求，你做不到就不必写，你要写就一定要做好。

   我为什么说《来到绿洲》？因为读刘亮程的文字有一种解渴的功效，它给你留下非常强烈的印象，阅读的过程是我解渴的过程。这个饥渴感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中国的当代文学有一个缺陷：普遍精神追求的匮乏和缺乏。在许多中国当代知名作家的作品中你会看到复杂的故事，生动的情节，甚至波澜广阔的历史画面。但是你很少能看到他们作品当中那种深度的精神诉求。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改革开放30多年是以文革作为参照，所谓新时期是相对于文革十年浩劫而说的。在文革十年浩劫的时候，中国人的思想和精神世界只能有一本书，一个人的思想，大家表达自己的时候一定得拿出小红本来念，才能有你的人格，才能有你的思想。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不是这样。从一场浩劫（不仅仅是肚子饿，而是精神崩溃）、从一场信仰幻灭的废墟之中走出来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艺术，中国的画家人、诗人们、歌手们、作家们，建筑家们其实在做着一件共同的事情，思考如何在精神废墟上重新建立自己的精神世界。有的人理性强一点，有的人感性强一点，这是我内心判断一个作家水准高下的基本尺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涌入，中国变得非常有意思，我曾写过一篇小文章：“要么都高举，要么都下跪”。要么我们像文革那样举着小红本高呼万岁，要么我们跪倒在金钱之下像奴隶一样。你发现十几亿人精神状态从极其高昂的、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这样一种狂热的精神信仰忽然蜕变成了一片垃圾，遍地奴才的下跪状，这是非常让人震惊的。而许多人对此转过脸去视而不见，或者有的人没有这种能力。但刘亮程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所谓泥沙俱下的环境里，在黄沙梁那个地方写了所有的东西，他写的文字都好像和社会进步、历史是非、意识形态、政治观念完全无关，但他写的东西直指人心，超越了我们眼前极其动荡的世界。他的精神性甚至几乎接近于一种宗教情怀。所谓一花一世界，在他黄沙梁的世界里充分诠释。一个沙坑，一把铁锨，一只驴，一群羊，几头牛，一片麦子地都成为一种精神的寄托和表达，而且在这个世界，人不是中心，人和牛、羊、鸡、猪、土地、草、花，和这一切是平等存在的。他所表现的这些东西有一种直指人心的特质。他不耐烦去给你们普及人道主义，向你们控诉社会所谓的黑暗，所谓不平等和压迫。看起来他好像是在回避，其实你读的多了就会发现，他在关注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比方说时间，比方说自然的繁衍。在生命过程中，时间对待一个人出生和一棵草生长是平等的，在这个万物世界，无论植物、动物还是人，他们的喜怒哀乐都是一样的，具有同等的深度。这样的精神有一种非常接近于宗教的情节。亮程并没有把自己说成某个宗教弟子，但是“黄沙梁”却因刘亮程的描述而成为一个精神之地和精神的家园。就像沈从文先生的湘西的世界一样。当年有那么多先进的理论，最时髦的国际理论指导的作家们，那些引领文坛的领袖们纷纷在文学的版图中销声匿迹，而沈从文的诗集成为永不灭绝的源泉。在当时全盘西化，否定历史的大潮当中，沈先生的湘西成为中国诗魂活下来的一片诗意昂然的家园。

   24年前我在美国参加了一个中国文化的研讨会，在会上有一位白人教授是个中国通，据说当年曾经和“工农兵大学生”一起上过大学，精通汉语。他说我认识好多中国画和艺术家，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怎么让自己的作品讨外国人的喜欢。我当时听了如哽在喉，第二天轮到我发言，我说我不知道你认识多少中国艺术家，中国有一句老话：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说的那些艺术家中国肯定有，但是就和我在美国待了40多天，每天晚上都有肥皂剧、广告片一样，那些肥皂剧和广告片在你们美国只能叫垃圾，不代表美国的艺术家和文学，你认识的那些人只能叫艺术垃圾，不代表中国的文学家的艺术水平。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很认真地写作，说到我自己，我写作从来不想外国人喜欢不喜欢，连中国人喜欢不喜欢我都不会想，我只想我自己喜欢不喜欢，下一个字，下一秒钟出现的标点符号是不是我认为最需要的，是我就留下，不是我就删掉。我告诉他我有一句话：“人们都不愿意相信眼前的奇迹”。中国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已经出现了堪称杰出的作家和作品，这个杰出不只在中国杰出，就是拿到国际上也照样是杰出，只是有些人还没有了解、还没有认识罢。比如莫言的《红高粱》就是这样的杰作。可是一说到作家和作品，人们就总要说到“局限性”，其实人本身就有局限性，人只能有两条腿、两只胳膊、一个脑袋，而不能像螃蟹或蜘蛛那样有好多条腿：连地球都有局限性，它只能是一个大致的球体，而不能是一个任意多边形，它也只能非常单调地按照固定的轨迹围着太阳转，而不能天马行空到处自由飞翔。这实在是很大的悲哀。可这悲哀并不独属于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那场发言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是因为我在讲到所谓普世的价值，一定不是某一个文化，某一个人群，某一些国家所专有的，一定是这个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有的人，所有的动物、植物所共有的。在这一点上刘亮程的创作可能很难拿某一种理论来涵盖，但是他却在最根本的问题上直指人心。

   亮程有一篇文章写的非常矛盾的书《城市牛农》，这个刺激和冲击是因为刘亮程来到城市有感而发的，这样的遭遇不仅仅是刘亮程一个人的遭遇，刚才我讲到中国3000年未有之大变局也就是这样一个遭遇，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田园、家乡，我们吟唱千百年乡愁的诗歌，最终在全球化的这样一场酷烈的西风之下遍地夭折，我们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最旷日持久的文化和精神境界煎熬，我们没法回到过去。文革的时候，一个全民信仰突然崩塌地，变成一片废墟，一切都要重新拾起的时候，很多人只好各自为战。在没有共同的东西把大家联合起来的时候，艺术家的探索显得尤为珍贵。只有暗夜长长的时候，你才能体会到一只蜡烛对一个人是多么珍贵。当然，我们不必把自己局限到新疆，而是赋予自己所熟悉的地方，自己的情感，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亲人，自己所熟悉的整个世界，把他变成文学，把他能够镶嵌到世界文学的版图里，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

李锐简介，作家。1998年12月发表第一篇小说。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百余万字。系列小说《厚土》为作者影响较大的作品，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十二届台湾《中国时报》文学奖。出版有小说集：《丢失的长命锁》、《红房子》、《厚土》、《传说之死》。长篇小说：《旧址》、《无风之树》、《万里无云》、《银城故事》。散文随笔集：《拒绝合唱》、《不是因为自信》。另有《东岳文库·李锐卷》（八卷）。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英文、法文、日文、德文、荷兰文等多种文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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