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世致用
指学问必须有益于国事。由明清之际思想家顾炎武等提出。他们认为学习、征引古人的文章和行事，应以治事、救世为急务，反对理学家不切实际的空虚之学，对后人影响很大。
经世致用
经世致用思想的内涵：《辞源》中对“经世”的解释为：治理世事；另外，对“经济”的解释为：经国济民；“致用”为：尽其所用。《辞海》的解释为：明清之际主张学问有益于国家的学术思潮。由此可以给经世致用下一个定义：经世致用就是关注社会现实，面对社会矛盾，并用所学解决社会问题，以求达到国治民安的实效。这一思想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讲求功利、求实、务实的思想特点以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 经世致用思想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先秦思想家——孔子。孔子所创立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仔细分析儒家思想，可以看到，传统儒学本身就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不遗余力地宣传他的思想，目的就是要改变春秋末年社会动乱，礼崩乐坏的局面，恢复他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另外，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尚思辨。它不象其他哲学思想那样，用极强的思辨性去解释诸如世界的本原问题，今生与来世的问题或是人世与鬼神的关系等问题，而是很实在，甚至可以说是很实用地教人们如何做人，如何行事，教统治者如何治国。
由此可见，儒家思想从其产生之时，就具有强烈的经世的传统，这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吸收了这种经世精神，并将其作为自己重要的责任，自觉地担负起关心时政、关注国事、针砭时弊、甚至救国于危难之中的使命。
随着儒家思想不断被统治者利用、宣传，其中的实学之风也随之传播开来。到了宋代，程朱理学大兴，其集大成者朱熹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伦理准则。这正是在宋王朝的统治面临巨大危险之时提出的，目的就是要改变世风，以挽救国家。但后世的理学家却“把‘修身’置在最重要的位置上加以强调，所以落实到行动上往往使修身养性的‘内圣’与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并论而形成事实上的对立，割裂了‘修齐治平’之间的有机整体联系”。 走上了“穷理”之途，并将“理”的思想僵化，违背了朱熹“经世”的本意，失去了对现实的指导意义，很难做到学以致用。因而自明中叶以后，理学走上了末路。
随着理学的没落，陆王心学崛起。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认为宇宙的本原是“心”，尤其强调发挥主体人的能动作用，这恰恰弥补了理学后期脱离现实、不关怀世事的弊端。因此，陆王心学便代替了程朱理学，开始发挥作用。然而，“心学”的后人，也逐渐抛弃了“经世”精神，只致力于“心学”本身，无法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不久，“心学”开始衰败。（不问世事、人事的学问都难长远）
虽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都没能避免衰落的结果，但在其发展过程中对知识分子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宋明以来，儒学的理想与儒者的天下国家之责任一以贯之传承于这六百年之间，并以主流文化的感染力影响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与这个过程相伴的，是知识分子的士气日益高涨”。 于是，在明清之际，这一实学思潮达于顶点，士大夫中的优秀分子和新兴的士民代表，反对空谈，主张关心时政。其中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最杰出的代表。杨国强先生甚至认为“黄宗羲是明代最后岁月里士大夫中走得最远的人。他在《明夷待访录》中直言人君‘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由此表露出来的沉痛和激愤在当时和后世都具有足够的震撼力。《明》代表了知识分子批评君权的极端。……代表了宋明之世知识分子批评精神的最后一阵隆隆潮音”。
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既达到了顶点，也成为了结束之声。随着满清王朝统治的建立，早已失去生机的理学又被统治者拾起，但其关怀世运的一面却已不在，剩下的只是泛泛空谈。另外，由于清政府在思想上实行高压政策，尤其是盛极一时的“文字狱”，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勇气，造成了一批批学者无奈地走上闭门治学之路，整日与考据为伴，不再关心议论政事。至此，在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中一直延续的经世致用思想走到了尽头。清王朝的辉煌只是夕阳西下时一点余辉，随着康乾盛世的结束，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面对淤积已久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当它们（指一系列社会危机——作者注）一下子露出脸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被剥尽光泽，毕显出里头的蛀洞、豁隙和朽烂。众多的矛盾舛错交结而又此起彼伏，由此带来的重重忧患冲淡了上一代帝王留下的文字之禁，也使天下事日益迫近地成为士人的切己之事。随后，世风和士风都明显地发生了变化”。 这一次的变化就是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思想。清嘉庆、道光年间，面对封建末世深刻的社会危机，一批政治家、思想家和进步学者再一次提倡经世致用，主张实行改革。其中较著名的有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他们中有“卓著官声政声的督抚大吏”，也有“切于时务的下层官僚与文人学者”， 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代表关注世事，以极大的社会责任感揭露矛盾，抨击时政，指责清王朝统治的腐败以及官僚队伍的无能、迂腐。在揭露问题的同时，他们要求“更法”，呼吁“改革”，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而且，以林则徐为代表的一些较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把目光投向了世界，出现了“开眼看世界”的新趋势。林则徐出于反侵略斗争的需要，翻译西书，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随后，魏源在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基础上编撰了《海国图志》。在《海国图志》中，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治夷”的思想，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于整个中国近代社会。正是有了林则徐、魏源等人在嘉道年间倡导的这一次经世之风，才有了随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又一批地主阶级开明人士在行动上对这一思想的进一步贯彻。应当说，嘉道年间的经世之风直接影响了曾国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