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明代经世致用的思潮及其特点
明末，由于王阳明后学的盛行，士林学风"束书不观，游谈无根"(黄宗羲语)，空疏已达极点。有的打机锋弄隐语，几近狂禅。针对明末学风的空疏，清初一些学者起而提倡"实学"。所谓"实学"，用当时颜习斋的话说就是"实习、实讲、实行、实用之学"，而贯穿这所谓"实学"的一个中心思想，便是经世致用的精神。所谓经世致用，就是反对学术研究脱离当前的社会现实，强调把学术研究和现实的政治联系起来。而以解释古代典籍为手段，发挥自己的学术政治见解，并用于改革社会。被称为清初三大儒的黄宗羲、李颙、孙夏峰不用说，其他如顾炎武、王夫之、唐甄、魏禧，朱之瑜、陆世仪、方以智、傅山、颜元、李塨、王源、刘献庭、顾祖禹等等，都是这一思潮中的主要人物(他们提倡的程度和方面，各有不同)。从地域上说，当时有两个中心，一个是江、浙一带，黄宗羲、顾炎武、唐甄，魏禧、陆世仪等是其代表：一个是河北、山西、陕西一带，孙夏峰、李颙、傅山、颜元、李塨、王源等是其代表。他们的社会学说是一致的，都提倡一种与传统的理学不同的崭新学风。评论时政，提出了各式各样的"匡时济民"的社会改革方案。然而，在哲学上他们却各有千秋。有的是唯物论者，有的是唯心论者，有的信仰程朱，有的信仰陆王，有的折衷程朱、陆王，有的既批判程朱又批判陆王，呈现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情况。深入地研究这一思潮。该是很有意义的。
一、经世致用思潮的一般特点
学以致用，是先秦孔派儒学的传统。宋代兴起的新儒学即所谓理学(包括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在一定程度上抛弃了这个传统，专讲道德性命、修身养性，不务实际。特别到明末的王阳明后学，束书游谈，几近狂禅，学问与社会实际严重脱节。"明之季年，道学弥尊，科甲弥重，于是点者坐讲心学，以攀援声气，朴者株守课册，以求功名。致读书之人，十无一二能解事者。" 甲申革鼎，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总结明亡之经验，他们深感书生空谈误国。黄宗羲说:"夫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不顾郡邑之大利大害。" 赵翼总结明末书生之弊说："书生徒讲文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家国者。" 清初学者在总结明亡教训的基础上，深感必须返虚就实，矫正学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颜元"其说于程朱陆王皆深有不满，盖元生于国初，目击明季诸儒，崇尚心学、放诞纵恣之失，故力矫其弊，务以实用为宗" ，这种以实用为宗的学风，也就是他们提倡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
这种新学风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以下五点：
（一）"务当世之务"。
顾炎武说?quot;孔子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水火之心?故曰'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愚不揣有见于此，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务当世之务"，密切联系社会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是经世致用学者的为学宗旨。朱之瑜说："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在天下则忧天下，在一邦则忧一邦，惟恐生民之不遂。" 他们把天下、邦国、生民之事都作为"当世之务"的具体内容。李颙说："学人贵识时务……道不虚谈，学贵实效，学而不足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真拥衾之妇女耳，亦可羞已!" 这种康济时艰的精神，与理学的空谈学风，形成显明界限。
（二）勇于任事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都提倡勇于任事的精神，潘耒称道顾炎武说："当明末年，奋欲有所自树，而迄不得试，穷约以老。然忧天悯人之志，未尝少衰。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黄宗羲说："扶危定倾之心?吾身一日可以未死，吾力一丝有所未尽。不容但已。古今成败利钝有尽。而此'不容已'者，长留于天地之间。愚公移山，精卫填海。常人藐为说铃，贤圣指为血路也。" 这种"不容已"的精神，可以说是对时代的一种责任感。他们认为，圣贤与佛、老的区别，正在于此。颜元说："人必能斡旋乾坤?利济苍生，方是圣贤，不然矫言性天，其见定静，终是释迦，庄周也。" 因此，颜元立志"生存一日当为民办事一日" 。刘献庭甚至认为不能"斡旋气运"，"利济天下"，就不能称为人。
（三）致力创新的精神。
经世致用学者们要求独立思考，有所创新，绝不蹈袭古人。顾炎武批评明代学风弊病说："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 强调凡所做学问。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 颜元则强调"立言但论是非"，反对"附和雷同"，他说："立言但论是非?不论同异。是，则一二之见不可易也；非，虽千万人所同，不随声也。岂惟千万人，虽百千年同迷之局，我辈亦当以先觉觉后觉，竟不必附和雷同也。" 唐甄提倡"言我之言"，贵在己出，激烈地反对蹈袭古人。他说："言，我之言也。名，我所称之名也。今人作述，必袭古人之文，官爵郡县，必反今世之名，何其猥而悖也，" 所以唐甄一生"不为应酬之文，意所欲言则言之。" 他的《潜书》能和黄宗羲的名著《明夷待访录》齐名，并非偶然。不袭古人，独立思考，贵在创新的精神，使清初的经世致用思想家幻在各个学术领域都别开生面，取得巨大成就。
（四）注重调查研究。
经世致用学者比较实事求是，重调查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刘献庭、顾炎武、顾祖禹为其代表。如刘献庭"脱身历九州，览其山川形势，访遗佚，交其豪杰，观其土俗，以益广其闻见，而质证其所学。 他用这种调查访问的办法"讨论天地阴阳之变、霸王大略、兵法、文章典制、方域要害"，而成为"清初一大学者"。再如顾炎武，可以说是清初学者中推崇调查研究的典范。"凡先生之游，载书自随，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 他遍游北方，心怀探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的目的，一年之内半宿旅店"。"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穷一生之功，写出"务质之今日所可行而不为泥古之空言"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规切时弊，尤为深切著明"的《日知录》等名著。地理学家顾祖禹则"舟车所往，必览城廓，按山川，稽里道，问关津，以及商旅之子，征戍之夫。或与从容谈论，考核异同。" 这种调查研究之风，在清初学者中比较盛行，成为清初学风的一大特点。
（五）研究范围广大。
经世致用学者们"引古筹今"，研究范围宏伟广大，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政治、经济、军事、国家、民族、法律、教育、地理、风俗、人情、自然科学等等。如李颙"倡'匡时要物'，少时著《帝学宏纲》，《经世蠡测》、《时务急著》诸书，'凡政体所关，靡不规画。" 黄宗羲则"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 顾炎武"凡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之属，莫不穷原究委，考正得失。" 王源说刘献庭"于礼乐、象纬、医药、书数、法律、农桑、火攻、器制、旁通博考，浩浩无涯" 。就是在学术上仍属程朱派的学者，也已经跳出理学道德性命的范围，扩大了研究课题，陆世仪说："今所当学者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世用，不可不讲。" 最具有典型性的，可能是颜元的所谓"六府三事之学"。
根据李塨的解释是："六府三事，此万事亲民之至道也。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鹾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大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言金，则凡冶铸、泉货、修兵、讲武、大司马之法统之矣；言木，则凡冬官所职，虞人所掌，若后世茶榷，抽分统之矣；言土，则凡体国经野，辨五土之性，治九州之宜，井田、封建、山河、城池诸地理之学统之矣；言谷，则凡后稷之所经营，田千秋、赵过之所补救，晁错、刘晏之所谋为，屯田、贵粟，实边、足饷诸农政统之矣。正德，正此金木水火土谷之德；利用，利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用；厚生，厚此金木水火土谷之生也。"
从以上列举的几个人看，他们研究的课题，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理学、甚至经学的范围，他们研究的主要是与国计民生有关的问题，"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 研究范围的扩大，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平和动向。
从以上五点，我们可以看出经世致用学者们在清初所开创的一代新风的概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