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世致用思潮的社会、政治思想
下面我们将论述经世致用学者们的政治思想。他们以社会问题为中心，在"救世济时"的思想指导下，发表时论，并苦心孤诣地设计了各种社会改革方案。
（一）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
明清时代，封建君主专制已发展到极点，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清初的思想家们，特别是经世致用派的学者们大部分都接触了这个问题．并认真严肃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明清之际掀起的关于郡县制还是封建制的大讨论，实质是关于明清政治制度的讨论，其核心是关于君权的问题。
在批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方面，黄宗羲和唐甄是经世致用思想家中的两员健将。黄宗羲的可贵在于揭露了历来封建君主的自私，指出君主为"天下之大害"，他们取得帝位前"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取得帝位后又"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奉我一人之淫乐" ，揭露了君主专制制度实为一切罪恶之根源；黄宗羲的这些"横议"成为中国近代反封建专制的先声。唐甄则从人本学的角度批判了封建的造神学，揭露了对封建君主的偶象崇拜，认为君主也是普通人，无异于常人。"天子之尊，非天地大神也，皆人也。" 这对君权神授是个致命的打击，对封建的造神愚昧是一种启蒙。顾炎武、王夫之、颜元虽然不象黄、唐那样激烈，但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了对君主专政的不满。顾炎武严格区分"国"与"天下"两个概念，说"易姓改号"只能叫亡国，而"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才叫亡天下。他所关心的已经不是"易姓改号"的所谓亡国，而是"匹夫虽贱，与有责耳矣"的亡天下。这种把"国"与"天下"、"匹夫"与君主加以区分的思想，带有近代思维的很大特点。对于君主独裁，顾炎武则批评说?quot;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机之广，固非一之人所能操也。" 在这一点上，颜元、李塔塨与顾炎武持有相同的观点，他们对"人主"自私天下"，"天下之权必欲总揽于一人"的君主专制独裁也表示不满，颜元"复封建"的政治主张，就有限制君主权力的意思。王夫之的"公私论"，也有些类似顾炎武，王夫之说："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 他的结论是"天下非一家之私"。"公私论"是当时思想家们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也是他们批判君主专制伪有力武器。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批判君主专制的思想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只停留在限制君权的阶段，离提出废除君主制或更进一步提出民主制还差得很远。为防止"一人总揽"的"独治"，他作了各种设计，如黄宗羲、颜元都主张加强宰相制，黄宗羲还提出"公其是非于学校"的主张，把学校作监督王权的机构，以公议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顾炎武、唐甄则提出"庶民干政"的主张。顾炎武说："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然则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 唐甄要求要允许"士议于学"、"庶人谤于道"。
经世致用思想家们的思考--对君主专制制度的强烈不满和批判，要求限制君权的强烈愿望，同情人民的热烈感情，都是这一时代的先进思想。
（二）土地方案
明末清初，土地高度集中。清初的思想家们大都激烈地反对土地兼并，把解决土地问题作为一个重要社会问题看待。他们构想了各式各样的解决土地问题的方案。这些方案以反对土地兼并为中心，又涉及与此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可以以黄宗羲、颜元、李塨、王源为代表，来分析经世致用学者的土地思想。
黄宗羲设想的解决土地兼并的方案是恢复"井田制"。历史上的"井田制"究竟如何，能不能恢复，那是另一个问题，这里不必讨论。黄宗羲在古代"井田制"的外衣下所表露的土地思想，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针对明代官田所有制，提出平均授田，提倡土地平均使用，"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 。这实质上就是均田的思想。二是均田之目的是"遂民之生"，让人民有生活出路，"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这无疑是针对封建赋税盘剥的苛重。
在经世致用学者当中，颜李学派是比较重视，也比较多地研究了土地问题的一个学派。颜元提出"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的土地原则，激烈地反对。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的严重土地兼并现象，抨击"令万人之产而给一人"的不合理制度 。同黄宗羲一样，颜元也主张"复井田"。他也为"复井田"设计过种种方案，而其实质仍着眼于均田：颜元说："使予得君，第一义在均田，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 李塨也说："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 以均田对抗土地兼并，在清初几乎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很多思想家都持有均田的思想。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颜李学派的重要成员王源，他的土地思想更前进了一步，提出了近似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和主张。王源说："谓民之不得其养者以无立锥之地，所以无立锥之地者以豪强兼并。今之之法：有田者必自耕，毋募人以代耕……不为农则无田，士、商、工且无田，况官乎：官无大小皆无可以有田，惟农为有田耳。天下之不为农而有田者，愿献于官则报以爵禄，愿卖于官则酬以资，愿卖于农者听，但农之外无得买?quot; 王源的这种关于土地问题的思想，与中国近代"耕者有其田"的思想，刚好衔接。
（三）教育思想
明末，科举制流于形式，八股时文成为士大夫的进身工具，"儒者均以钱谷非所当知，徒以文字华藻给口耳之求"。因此形成"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 科举八股给社会造成很大祸害。清初经世致用学者都激烈地批判科举制，对八股制役，尤深恶痛绝。顾炎武说："废天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生员而百姓之用苏，废天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生员而用进之材出。" 几乎把一切社会弊病，一切社会恶习都归结为生员制度。黄宗羲说："科举之弊未有甚于今日矣"，"此等人才岂能效国家一幛一亭之用？徒使天之生民受其笞挞，可哀也夫。" 对八股时文，他们不愿为。也不屑为，因为这完全不是什么学问，而是封建士大夫功名利禄的工具。朱之瑜说："以八股为文章，非文章也。志在利禄，不过借此于进。彼何知仁义礼智为何物?不过钩深棘远，图中试官已耳，非真学问也。" 顾炎武说"时文"，"五尺之童子，能诵数十篇，而小变其文，即可以取功名。"因此，八股时文"败坏天下之人材"，"而至于士不成土，官不成官，将不成将。" 李塨曾痛斥时文之害说："自明之末世，朝庙无一可依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请。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荼毒，谁实为之，无怪颜(习斋)先生之垂泣而道也。"
他们批判科举八股，并非说他们轻视教育。他们都认为教育为"政事之本"，"人材之本"，对讲学尤为注意。李颙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反正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此人生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者也。" 这虽然对教育的作用未免夸大，但也可以看出他们对教育的足够重视。他们认为工农胥商人人可学可教，没有"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孙夏峰说："良以天下无不可以学，可以不学之人，而农、工、胥、商，苟能用力于人纪，而尽其职之所当为，即此可以为人之学矣。" 因此他自己"自野夫牧竖，以及乡曲侠客胥商之族，有就见者，必诱进之。" 他们施教的对象显然已超出了封建士大夫的范围，大有扩及平民的倾向。至于他们施教的内容，我们可以从李颙所提倡的"体用全学"和颜习斋晚年主持的"漳南书院"看出来。
李颙倡"体用全学"。他的"体用全学"分"体"和"?quot;两类。他为"适用类"开过这样一些书目：《大学衍义》、《衍义补》、《文献通考》、《吕氏实政录》、《衡门芹》、《经世挈要》、《武备志》、《经世八纲》、《资治通鉴纲目大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 。这些书目，全是经世类。在《农政全书》、《水利全书》、《泰西水法》《地理险要》诸项下，李颙自注："以上数种，咸经济所关，宜一一潜心。然读书易，变通难。赵括能读父书，究竟何补实际?神而明之，明乎其人，识时务者，在于俊杰，夫岂古板书生所能办乎!" 他教育的内容侧重适用、贵变通、反对古板书生。
颜元晚年亲自主持漳南书院，以实现他的教育主张。我们从漳南书院的课程设计，可以看出颜元教育的内容。漳南书院课程设置有："文事课"："内分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武备课"："内分黄帝、太公及孙、吴五子兵法，并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经史课"："内分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艺能课"："内分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从以上看，颜元教育的内容，在经世致用方面占有重要比重。他虽然还没有完全脱离封建教育的轨道，但对封建传统教育作了当时所能作到的修正。这在当时说已经是最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了。颜元教育的最大特点是强调一个"动"字，反对"静"字。自理学盛行以来，提倡修身养性，特别强调"静"。这个"静"字，造成士子们"闭户塌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曾俗吏之不如" 。颜元不然，他重视动。他说："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这种动中求强的思想，是符合现代教育精神的。梁启超总结颜元的教育思想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 。实，动、活三个字的确能够概括颜元的教育思想，也大致能概括清初经世致用学者的教育思想。实、动、活与理学的虚、静、死形成鲜明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