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质平等 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主题：胡适思想与现代中国

主讲嘉宾：周质平（作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教授）、耿云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要点1】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里，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一个提倡者，也是一个总结者。孙中山于1911年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但只给出了一个空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等到胡适出来以后才在文字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个新的意义。在文化上胡适引进了许多西方思想，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概念。

【要点2】回看胡适的一生，是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虽然胡适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也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这两个职务理论上都由蒋介石任命，但胡适代表的是清流，而不是当道。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但关心政治和热衷名利其中有微妙的界线，胡适在政治上给了我们新的典型，他对国事和政治发表他的意见，参与而不同流合污，介入而不为政治势力所吞噬。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他死。

【要点3】1949年以后，胡适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原因在于1919年他和李大钊有过一次辩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观点是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反对革命，提倡改良。胡适告诉我们：目的不能使残酷的手段变得神圣，而革命往往是我们使用残酷手段时最好的借口。这是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里非常重要的精义。

【要点4】几十年过去了，胡适从罪魁、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今天其思想逐渐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自由、民主、理性成为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霖，只能说明时代并没有进步。胡适晚年写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争取表达不同意见的自由。我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很快地过去，我们要的是“鸣而不死”，要的是虽然你的意见跟我不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个话的权利。

【要点5】梁启超是清末到新文化运动之前,引领中国社会思潮的重要人物。胡适恰好接他的班，从新文化运动开始成为引领中国社会、中国思想文化向前进步的人物。在我个人研究中，对任公先生的性格和气质更喜欢一些。胡适先生给人印象是历史负担太沉重，他的一生过得相当沉重，使命感、责任感太重。梁启超这个人一生生龙活虎。但胡适的沉冤必须昭雪，他被打入到“十八层地狱”，从十八层地狱捞到地面上来，自然很难。

【要点6】胡适在《四十自述》里回忆说：我个人受到梁启超先生的无穷恩惠，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新民说》，二是《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新思想，这是第一次用历史眼光来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因此胡适立志做中国思想史，这几乎奠定其一生的基本学术方向。

【要点7】胡先生和梁先生在整理旧学、国故方面都用了大力气，成绩斐然。但两人的态度与做法有很大不同。胡适先生只把国故当做研究对象，用科学方法对国故加以整理，还其本来满目就可以了，带有明显的批判性态度。梁启超的旧学根底终究深厚得多，西学对于他不过是供取舍的材料而已；梁先生以中国人的需要为出发点，根据中国人的标准去选择西方文化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胡适认为西方发达国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一套东西，应当是全世界人都需要的。

【要点8】胡氏与梁氏其政治追求是一样的，都追求宪政、追求自由民主，两人都未见到政治目标的实现。梁先生却因退出政治舞台，于思想学术上多有建树，而嘉惠后人。胡先生卷入政治，虽其自由主义政论丰富了中国民主思想的滋养，但他也因为分心于政治而未能专心完成自己的学术夙愿，不免为后学者留下遗憾。

胡适：中国现代化过程的中心人物

周质平：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到腾讯燕山大讲堂和大家谈胡适。胡适是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一位学者，他的思想到今天对我们还相当有指导意义。谈到胡适的影响，大概可以从几方面来说。

一是学术上的影响。

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里，胡适是一个中心人物，从提倡白话文到批判旧礼教，从整理国故到全盘西化，他不但是一个提倡者，也是一个总结者。就学术研究而言，胡适的影响涉及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等各个层面，甚至对于近代中国的语法研究，胡适也是少数的先驱之一。在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胡适的另一个贡献是他改变了晚清张之洞“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终于把“体用”的概念打破，不再从“体用”的角度来提倡西学引进。

二是社会改革方面的影响。

从丧礼改革到妇女解放，从个人主义到好人政府，这些口号和运动都和胡适分不开，他几乎成了20世纪初期中国新思潮的总汇。也正因如此，新文化运动所引起的种种结果或多或少都归结到胡适身上。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适成为一个不是功首就是罪魁的两级人物。从他的思想被接受的程度来讲，他同时受到激进和保守两种势力的批评——激进势力嫌他太温和，保守势力嫌他太激进。

1941年12月15日的美国《生活》杂志上有一篇对胡适的专门报道《胡适大使》（胡适时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作者是当时有名的记者Ernest Hauser，他是这么来介绍胡适的：“孙中山于1911年推翻满清成立中华民国，但孙中山只给出了一个空的政治框架，这个框架一直等到胡适出来以后才在文字上、语言上和文化上有了一个新的意义。”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所谓的“在语言上”当然指胡适提倡白话文，也就是中国人从1917年起在书写方式上和口语大大拉近了，采用了和口语相近的书面文体，现在叫白话文。“在文化上”指胡适引进了许多西方思想，比如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概念，我们现在看这些概念，与其说它们是西方的，不如说它们是普世的。所以胡适一生所提倡的价值标准在现在看来不是具有中国特色，而是要我们少一点中国特色，多一点普世价值。

一位对中国这么有影响的学者，其1949年以后的遭遇值得现在的我们回顾。自50年代初期开始，我们的政府有计划地把胡适作为一个反面教材，拿鲁迅作为我们学习的样板，拿胡适作为我们批判的样板，把胡适说成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1954年中央很清楚地说胡适思想是马克思思想和列宁思想最彻底最狡猾的敌人，企图从根本上拆毁马克思和列宁思想。从1949年一直到1989年，这样的标签跟着胡适至少有40年。与此相反的是鲁迅，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新民主主义论》里对鲁迅提出“三家五最”的评价：“三家”即文学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即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民族英雄。这是对鲁迅的官方定语，一直沿用到现在。毛泽东对他另外的评价包括“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文化新军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马”等，是当年我们学习的对象。鲁迅曾经说有所谓的“骂杀”和“捧杀”，即一个人可以被骂死也可以被捧死。鲁迅大概属于被捧杀的那一位，捧到后来鲁迅几乎成为一个在人神之间的怪物。而被骂杀的呢？浴火重生。现在我们重申胡适的思想就是最好的证明。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我们可以看到傀儡和偶像之间非常有趣的例子。乍一听一个是偶像，一个是傀儡，偶像是人人尊敬的对象，傀儡受人玩弄，差距好像非常大。可仔细想想，偶像和傀儡之间的距离也许并不那么大。鲁迅逝世于1936年，两年以后他的全集就出来了，之后1957、1958、1981、直到2003年鲁迅官修全集还在不断被修订。我想鲁迅集子是中国所有集子里编得最好的，引得好、目录好、注释也好，对各个小事情都有非常详细的注解，更不要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纪念馆，在北京、上海、绍兴都可以看到。但回看胡适，胡适逝世于1962年，去年是胡适逝世50周年。50年过去了，2003年虽然有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胡适全集》，但不全。只要对胡适稍有一些研究，就知道这套《胡适全集》在政论方面有六、七十篇中文文章没有收录，也有几十篇英文文章没有收录。没有收录并不是因为这些文字收不到，而是到现在政府仍觉得胡适思想有一定的晦暗，胡适对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批评都没有收录在《胡适全集》里。

胡适:被骂杀之“先时”人物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教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因工作关系有机会在美国、港台、大陆和同学们谈胡适研究。每次跟美国学生讲到胡适思想时，说胡适的核心思想是自由、民主和科学，美国学生很诧异：这不是一些常识吗？讲自由、民主、科学等常识性的问题居然可以开启一个新时代、引起一个新震动？如果和台湾学生讲胡适思想，他们也觉得胡适不过是一个五四前后的白话文作家，如果跟他们提当年胡适对国民党的尖锐批评，从现代台湾青年的尺度来看远远不够级别，他们觉得太过温和了。所以胡适思想无论在海外还是在港台都显然是过时的，唯有到中国大陆我们仍觉得它有很多新意，甚至还有许多闻所未闻的东西。胡适思想能够始终不过时，一方面当然说明胡适思想有其现实意义，另外一方面，与其说是胡适思想有其时代性，不如说是这个时代、这个社会没有进步。借用梁启超在写《康有为传》时的一个很好的提法，即时事与人物的提法：什么样的可以叫做人物？梁启超对“人物”下的定义是这样的：一个人的生平和言论能够影响到全社会，一举一动、一笔一舌都引起全国人的注目，这个人出现之前和这个人出现之后社会的面貌为之一变，这样的人我们可以称之为“人物”。如果拿此标准来看胡适，胡适毫无疑问是一个人物。接下来，梁启超把人物分成两种，一类是“应时之人物”，用现在的话来讲是由时代创造出来的英雄；另外一类人物是“先时之人物”，是创造时代的或者超越时代的英雄。“应时之人物”的特征是什么？“应时而生者，其所志就，其所事成，而其及身亦复尊荣安富，名誉洋溢。”即应时人物所做的事都能做成，他的一辈子过得非常好，用的是“尊荣安富，名誉洋溢”这八个字。胡适1917年回到中国后，1917年到1927年，甚至到1937年，用刚才梁启超描述“应时人物”的几句话来形容彼时的胡适非常贴切。胡适提倡白话文，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五年内教育部就下令小学教科书改用白话，这个速度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其它方面，比如妇女解放、社会改革、对旧习气的批判改进和对新思潮的引进，其成功和快速的程度都超过胡适的想象。我们可以说胡适在这二十年里是一个“应时人物”。

什么是“先时之人物”？梁启超说：“其所志无一不拂戾，其所事无一不挫折，而其及身亦复穷愁潦倒，奇险殊辱，举国欲杀，千夫唾骂。”1949年以后，尤其是50年代批判胡适运动后，用这几个字来描述胡适的遭遇也是再贴切不过了。从1952、1953年一直到1957、1958年，稍稍知名的知识分子没有一个人不批评胡适，从政治到学术，从文学到历史到教育，甚至他做大使时尽一个公民所该尽的责任，出使美国，争取到美国对于抗战的同情，这件事也受到极严厉的批评。我注意到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的《胡适思想批判》八大册，其中只有一件事是当时批胡的知识分子所没有批的，即胡适的婚姻，在当时那个情况下胡适真的是“举国欲杀，千夫唾骂”。现在的五四纪念碑上有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的像，唯独没有的，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真正领导者——胡适。许多人建议要为胡适在北大校园立一个铜像，但这个建议始终没有得到允许。党和国家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开对胡适有过平反。一个死在50年前的人，是否平反对胡适而言其实已经没有意义——平反既不能为他增加些什么，不能平反也不能为他减少些什么。但对于这样一个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做出过巨大贡献的人，平反的意义不在于被平反的人，而是当年说他有罪的当局能够平反这样一个人，能够增加当局的合法性，但这件事始终没有做。

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

回看胡适的一生，看到的是什么？是以笔杆子去和枪杆子斗争。虽然胡适做过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也做过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57—1962年），这两个职务理论上都由蒋介石任命，但我们始终觉得胡适代表的是清流，而不是当道。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始终是关怀的，但关心政治和热衷名利其中有微妙的界线，关怀政治和靠拢权势很不同。1917年胡适回到中国，说“20年内不谈政治”，希望通过文化改良给社会改造打下坚厚基础。但两年以后他说：“谈政治成为我的一个忍不住的新努力”。当初胡适提出20年内不谈政治时，他的一帮朋友就开玩笑说：“胡适是处女，我们是妓女，胡适要保持他的处女之身，不和肮脏的政治有交往。”处女和妓女的比喻虽然是玩笑，但我觉得深刻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两级关系，好像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政治则已，一旦关心政治或者涉入政治，不为处女即为妓女，或者不闻不问，或者以此为生。最好的例子是郭沫若，在两级里郭沫若属于哪一边，大家一看就知道。胡适在政治上给了我们新的典型，他对国事和政治发表他的意见，参与而不同流合污，介入而不为政治势力所吞噬。胡适既不是处女也不是妓女，是良家妇女的典型。我要过问国家的事，可我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笔杆子和枪杆子的斗争一直坚持到他死。

1958年胡适去了台湾，很多人以为他和蒋介石关系非常密切，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这个说法在蒋介石日记公开后不攻自破。蒋介石在日记里对胡适“恨之入骨”，这四个字绝不夸张。蒋介石表面上好像对胡适礼贤下士，非常客气，可骨子里把胡适看成是他的一个心腹大患。胡适1958年到台湾后，和国民党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无论是蒋介石计划连任总统还是雷震案种种，胡适都表示反对。他觉得当时的台湾不够民主是国民党独裁的结果，必须打破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局面，他甚至给过蒋介石建议：要救台湾，必须“毁党救国”，即要救中华民国，必须毁国民党，让国民党分裂，否则中华民国会随着国民党的腐败和独裁而亡。蒋介石听了胡适的建议后，回家写日记时用最刻毒的话骂胡适：“胡适让我做的事是数典忘祖，要我做亡国奴，胡适丧心病狂。”1962年年初，胡适在一次中央研究院的酒会上心脏病突发猝死，蒋介石表面上哀悼他，写了“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的对联，可他在日记里说的是：“我终于去掉了反攻复国的心头大患。”

在许多研究胡适的文章里，尤其是国内，有两种说法：一个是说胡适“浅”，一个是说胡适软弱，总觉得胡适所谓自由主义太过软弱。对于说胡适软弱的，我想提出一个问题：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蒋介石，在中国近代史上还能找出另外一个人比胡适硬吗？1945年二战结束后，胡适从美国发了一个电报给在重庆的毛泽东，希望他能够解除武力，共产党成为第二大党，和国民党一起把一党独裁的政府变成一个多党制的民主政府。后来胡适说：“我没有收到毛泽东的回电。”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和50年代末要蒋介石“毁党救国”的思路是一致的，胡适希望中国领导人能够有这样的看法，朝着民主方向走，但蒋介石、毛泽东没有一个人接纳他的观点。胡适对自己有一个评价：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这最容易说明他在政治上有一种天真。

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1917年胡适回国时，用梁启超的标准来评判，他只是一个“应时之人物”，是一个时代创造出来的人物。到1989年，也就是70年后，胡适反而成了超越时代的人物，超越时代的标志在于他的全集还收不全，这在中国社会演变里值得大家深思。在胡适思想里，特别值得我们现在学习的一点是他的个人主义。胡适的个人主义和我们传统的教育恰恰相反，胡适在1919年发表的《易卜生主义》里提出，最重要的是把你自己造成一块好的材料，这是你救国的唯一途径。他还用了一个非常生动的比喻：如果一艘船要沉下去，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救出你自己，连自己都救不出，何谈救别人？他讲的是老实话。1930年他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我自己的思想》，在文章里他写道：“现在如果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我想这句话对当今的中国人来说依然有深刻的时代意义。胡适在《易卜生主义》里面还写道：“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独的人。”如果用《孟子》里的一句话来说就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千万人之以为是，不妨碍我一个人之以为非。

1949年以后，胡适之所以受到这么多的批评，被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头号敌人，一个原因是在于他1919年和李大钊有过一次辩论——“问题与主义”。胡适的观点是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反对革命，提倡改良。“革命”这个词在中国现代史里影响太大，一直到1989年之前这个词都是绝对正面的意义。“革命”对中国人有一种致命的吸引，仿佛只要是革命都应该支持，因为“革命”给我们的感觉是在一夜之间把过去所有的错误和罪恶都洗刷掉。可胡适告诉我们：目的不能使残酷的手段变得神圣，而革命往往是我们使用残酷手段时最好的借口。有人说，我们之所以如此残酷如此血腥，是为了残酷和血腥后面乌托邦式的理想。但胡适说，即使这种乌托邦式的理想真能实现，也不能因此不顾手段。这是胡适在“问题与主义”的辩论里非常重要的精义。

1978年后中国慢慢出现一些松动，这些松动和1978年《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一定的关系，此文一般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先声，其态度和胡适的实验主义观点非常接近，胡适说的是“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只是几个字的不同。几十年过去了，胡适从罪魁、帝国主义的走狗，到今天其思想逐渐又受到中国人的欢迎，自由、民主、理性成为我们久旱之后的甘霖，我们需要的正是这样的思想。胡适晚年写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即因说话而死也要说这句话。中国的言论自由往往是在这个基础上得来的，即知识分子冒着生命危险、冒着抛头颅洒热血的风险，争取一点表示不同意见的自由。我希望这个时代能够很快地过去，我们要的是“鸣而不死”，要的是虽然你的意见跟我不同，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个话的权利。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周老师的精彩演讲，和我们分享了胡适是“清流”而非“当道”、“应时”到“先时”人物的人生轨迹，希望有一个“鸣而不死”的时代。下面我为大家介绍第二位演讲嘉宾，这位老师来自于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他1975年就开始胡适研究，是中国大陆第一批开始研究胡适的学者，有请耿云志老师。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