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含精神文明（价值）。一部西方的现代化历史，也是道德与生存、启蒙价值与国家理性内在冲突、相互斗争的过程。

   （文章选载自《中国，何以文明》一书，作者：许纪霖，中信出版社出版）

   一场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将中国推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作为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总量已超越日本，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当很多国家为流动性不足发愁的时候，中国到处一掷千金，一副“不差钱”的富阔样子，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

   于是我们也就不奇怪，《当中国统治世界》由马丁·雅克在2009年推出后，立即在英美读书界成为畅销奇书。去世不久的季羡林先生在20世纪末曾经瞻望，“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21世纪，东方文化将取代西方文化领导全世界。这一“东方压倒西方”的惊世预言在雅克的书里面得到了全面的论证：到2050年，中国将成为主导世界的最强大国家，人民币将取代美元成为世界的储备货币，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光彩将使纽约和伦敦黯然失色，汉语将如同今日的英语一样成为全球通用的世界语，孔子的教诲将与柏拉图思想一起成为西方学生熟悉的经典。雅克还呼应季羡林的说法，预言中国的崛起将是一场“文明的崛起”：如果说英国在19世纪是海上霸主，美国在20世纪是空中和经济霸主，那么中国到2050年将成为文明的霸主。

富强的胜利，是一次西方精神的胜利

   中国的崛起当然已经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问题在于，中国的崛起与文明有关吗，抑或仅仅是一种“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是只以GDP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即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中国在历史上是一个文明大国，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儒家文明与犹太教—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佛教文明一起，是影响至今的人类轴心文明。儒家文明提供的价值典范在于：法家追求的富国强兵并非正途，人类生活最重要的是保持天人之际、群己之际的和谐，国计民生虽然重要，但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于成德成仁，统治者施行仁政，民众安贫乐道，维持身心平衡的礼治秩序，最后实现天下归仁的大同理想。儒家文明通过中华帝国的朝贡体系，在东亚地区曾经维持了长达千年的统治，那的确是一种以天下主义为核心的文明霸权。中国文明在18世纪到达巅峰，以至于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一书中，将1400~1800年间的现代化早期视为“亚洲时代”，在欧洲工业革命兴起之前，已经出现了全球经济体系，但它的中心不在欧洲，而在亚洲，中国与印度是全球经济的中心，也是世界文明的中心。然而19世纪之后，随着欧洲的强势崛起，中国文明逐渐衰败。老大帝国先是败于欧洲列强，然后不敌过去的学生、因“脱亚入欧”而变得强盛的近邻日本。中国人痛定思痛，放下重义轻利的儒家文明，开始追求西洋式的强国崛起。

   早在晚清，严复、梁启超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现，近代西方崛起的背后，隐藏着两个秘密，一个是富强，另一个是文明。富强是躯体，文明是灵魂。史华慈在《寻求富强》一书中指出，严复当年所追求的西方思想中有两个目标，一个是“浮士德—普罗米修斯的气质，即赞美人的活力和能力在非人类的自然界和在人类社会内部的充分表现，以及由此必然要带来的人类整个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韦伯意义上）”；另一个是“非严格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的理想主义。这后一部分，由自由、平等、民主和社会主义这些词语来代表。这一部分涉及人们在宏观的政治和社会生活结构中关系的实质，涉及促进实现这些社会—伦理目标的结构的形成。它代表了一种特殊的伦理思想，在近几个世纪里，西方人的大部分道德激情被导向了这样的社会—伦理目标，并被卷进了涉及这些不同目标之间互相冲突的关系中。”

   史华慈的这段话，非常值得玩味。“浮士德精神”所追求的只是以富强为中心的第一个目标。所谓富强，包含着三个层面，首先是器物的现代化，其次是国民精神的提升，第三个旨在实现韦伯意义上的社会—经济机器的合理化。这种合理化指的是按照现代工具理性的原则，使市场和国家机器更合理、更有效率，让现代资本主义的两大轴心——成本核算的会计制度和科层管理制度——成为普遍的社会运作方式。这种以富强为核心诉求的变革，不具有任何特定的价值，只是一种去伦理、去道德、反乌托邦的世俗性技术改革。晚清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以及清末新政，都是属于这种类型。与此相区别的是史华慈所说的第二种目标，它寻求的不仅是物质、技术意义上的富强，更重要的是特定的价值目标和乌托邦理想，比如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这些都是现代文明的普世价值。富强是世俗的诉求，而文明是内含伦理、道德的价值理想。富强与文明这两种不同的目标，同时成为近代以来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它们彼此对立，又相互渗透，构成了我们内在的思想紧张。

   富强与文明，哪个目标更重要呢？在“落后就要挨打”的亡国灭种危机面前，文明的目标、自由民主的理想不是不重要，但比较起富强，显然可以缓一步进行，当务之急乃是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以自己的实力争得世界上的生存地位。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追寻强国梦进程之中，富强压倒文明始终是中国的主旋律。从晚清到民国，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虽然文明梦的内涵与时俱变，但富强的目标始终一以贯之。即使在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但打造社会主义强国，依然是继续革命的中心目标。进入改革开放年代，邓小平先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随后认定“发展是硬道理”，人民富裕，国家强盛，成为社会上下共同追求的目标，发展主义成为超越各种主义纷争的国家主导思想，而消费主义又是百姓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发展主义的国家战略与消费主义的民众意识上下合流，其背后共享的世俗目标，便是与价值、伦理与文明无关的富强。以寻求富强为中心，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成就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崛起。

   当代中国经济力、金融力和军事力的全面提升，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连续的高速增长？个中奥秘若从思想文化深处探究，或与全国上下对“力”的崇拜有关。儒家文明的传统中国是一个“礼的世界”，整个社会以“温良恭俭让”的礼教为纽带，博雅的精神趣味胜于穷兵黩武的蛮力，君子的德性之美抑制了人性中物欲的贪婪。曾几何时，“礼的世界”让位于赤裸裸的“力的世界”，一切东西的价值都被换算为力，换算为可计算、可交易、可操控的物质实力。GDP的增长成为官员政绩乃至政府合法性的核心指标。政府的主要职能似乎不是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而变异为直接招商引资、指挥经济且具有自我利益的垄断性超级公司。对“力”的崇拜背后，是人的物欲的无限膨胀。马克斯·韦伯揭示出资本主义背后的时代精神是新教伦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同样需要精神动力，那便是后革命时代世俗化的物欲主义。儒家传统有修身的超越一面，也有实用的世俗一面，一旦儒家文明整体崩溃，虚无化的精神无法制约人性中被不断激发的欲望，物欲主义便如同跳出潘多拉盒子的魔鬼弥漫整个社会。脱贫致富的终极理想，再加上吃苦耐劳的国民美德，使富强的目标在中国拥有了得以实现的深厚的人力资本。温州商人可以为微薄利润走遍世界，亿万民工在低收入、零福利的工厂中每天工作十几小时，难怪《时代》周刊要将中国农民工作为杂志封面，视其为挽救全球金融危机的时代英雄。阿里吉在《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中，强调中国的崛起是重视人力资本积累的结果。人力资本的优势，背后所展示的是一种中国式的清教徒精神，致富的欲望加上吃苦的能力，用阿里吉的话说，叫作东亚的“勤劳革命”。正是欲望加勤奋、政府加民众追求富裕的合力，成就了中国奇迹的万里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