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走出圣贤儒家

主讲嘉宾：

秋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

【要点1】“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古典时代的“君子”“小人”是指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相当于欧洲的贵族，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公共事务；“小人”是一般的庶民，没有能力处理公共事务。孔子兴办教育，目的是从“小人”中养成一群人成为“君子”，他们有能力并且有意愿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孔子给“君子”设定的一个社会角色。

【要点2】儒学经过了两千年的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确有些问题，以压抑性的“三纲”为代表，儒学变成一个带有宰制性、压抑性的，林安梧称之曰“血缘性纵贯轴”下的一个控制系统。进入新的时代，不再是“亲其亲、长其长”就可以“天下平”。“关心公共事务”的君子最后变得噤若寒蝉，退而“反求诸己”。

【要点3】“君子就是公民，都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秋风认为“民主制度、法治和宪政制度要以社会中存在一定的数量君子作为它的伦理和社会前提”。君子能否等同于公民，有助于我们理解古代社会公共生活之形成。

【要点4】复兴儒学，是要从原初的“圣贤儒学”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则是“公民儒学”。林安梧提出：公民要在“人际性的互动轴”尽责任、享权利，公民要“管小事免生大事” ，公民要“知行合一”，大公而有私。“公民儒学”要的是平淡，这里可能没那么多圣人贤人，每一个人也许不伟大，但都很重大，无需再“仰承上意”。

林安梧：“君子”不同于“公民”

主持人：今天的话题是“走出圣贤儒学”，之前林老师给的标题是“公民儒学与圣贤儒学之异同与融通”。这两个概念怎么界定，我想请林老师先做一个阐释。儒学历史中，我们都知道孔子是圣人，孟子是亚圣，这“二圣”之后还有没有封圣的？我印象中没有。说到贤人，孔门72弟子被称为72贤人，其后很少有群体性被封“贤”的。看来成为圣贤不太容易。后来讲得更多的是成为“君子”，讲君子儒学。秦汉以后，君子们、儒生们大多都在官场上努力进阶，立德立功立言，赢取人生功名。也许两位老师会认为我这是对儒生的偏见。今天二位老师要谈“走出圣贤儒学”，林老师要谈“公民儒学”，我很期待。先请林老师跟我们讲“公民儒学”和“圣贤儒学”的异同与融通。

林安梧（台湾慈济大学宗教与文化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很高兴到北京来，到北京不是第一次，到对外经贸大学是第一次。我跟秋风是老朋友，我提“公民儒学”基本上是相应于“君子儒学”或者“圣贤儒学”。“圣贤儒学”的语汇基本跟传统文化连在一块。“公民儒学”连着现在的公民社会而言的，基本上是对称的、对比的。但并不意味着在公民社会里就没有所谓的“圣贤儒学”或者没有所谓的“君子儒学”。“君子”的概念跟“小人”概念刚好相对反，“公民”概念基本上并不是直接跟“小人”概念对上。“公民”概念跟“君子”概念也不太一样，所以有一点混淆，如果现在谈下去展开不太容易。但在传统社会下的儒学，这样的一种向度姑且叫“传统儒学”，它希望的最高人格典范是成圣成贤，即人有一个希望：希圣希贤，希望达到“君子仁义”。

相对于现代的民主宪政、公民社会，我们说“公民”的概念，跟“君子”概念并不是完全不相干。相干，但它不太一样。“公民”概念是在公民社会下说的；“君子”概念可以放在公民社会下说，但中国传统所说的“君子”概念基本相对于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传统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人伦为主导，以圣贤教养为主导。秦汉以后两千年的专制年代以君臣之伦为主导。如果在秦汉以前（在孔老夫子那个年代），君臣的概念也很重要，但最重要的是另外一个结构方式——一个宗法封建井田的年代，虽然春秋战国封建跟井田已经慢慢跨了，但宗法概念一直延续着。所以，以家庭、人伦、宗法社会为主导的儒学，大体来讲我把它理解成传统儒学。

传统儒学以希圣希贤，以作为传统社会下的“君子”概念优先。我们会读到很多《论语》对“君子”的描述：“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甚至到汉代更强调要“名其道而计其功”，重点变成好像以“道义”为主，“利”好像不能谈了。

“公民”的概念不太一样。“公民”概念注重到社会正义，它会留意到每一个人作为具有个体性的个人，在他自己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必须获得保障下，也希望每一个人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能够被保障。在这种状况下，不只强调“君子喻于义”而已，“义”跟“利”要合而为一。也就是说，并不是你要把“自我”拿掉去成就一个大我，而是由你这个“自我”作为一个基础点而去成就作为“大我”里的一个我。这个概念跟以前的君子概念不太一样。以前是人伦”概念连着人格的概念，现在强调的是“个人”的概念连着人格的概念、连着人伦的概念，连着社会的概念，并不是只有以个人为中心，而是注重个体性。注重个体性是尊重每一个具有个体性的个人，而这个个体性又放在整体之中。这时你思考问题上当然跟以前的“君子”不太一样，但相关。

走出不是“出走”，而是开拓新道路

今天的题目，公民儒学、圣贤儒学是对比地说。现在要谈复兴中国文化和复兴儒家思想跟以前已不一样。以前是在一个以农业社会为主导，农业耕作经济，以一个血缘的家庭人伦为主导的传统社会，或者是一个帝皇专制、君主专制所形成的两千年帝制。儒学与帝制密切结合在一块，又跟人伦结合在一块，跟人伦的血缘亲情也结合在一块。这样谈“君子”概念也好，谈圣贤作为更高的期许也好，其实整个人的育成跟现在作为一个公民社会下人的育成完全不一样，这是我们所要面对的。

现在不再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更不是以血缘亲情所构筑而成的、家庭人伦作为基础点而形成的继续扩大的人伦。不是“亲其亲、长其长”就可以“天下平”，不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一步逐层推展开去。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人不再是以血缘亲情为主导的结构，而是另外一个新的结构。这个新的结构也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结构，而是正在缔造的结构。这时候谈儒学就不只是传统儒学，必须是一个现代化的儒学。这个现代化儒学也不是直接完全承接西方所说的“现代化”。因为从上个世纪末叶至今，更多反省现代化的声音又出现了。所以是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儒学，是从现代性发展中的儒学要进到后现代的儒学，于是这变得非常复杂。所以现在要谈兴复儒学时，谈的是从原初的“圣贤儒学”进到一个新的阶段，这里讲“走出”，“走出”的意思是开拓一条康庄大道，“走出”不是“出走”，“出走”是离开的意思，“走出”是开拓，让它有更大的、新的可能性。

以前讲“圣贤儒学”、“君子儒学”，一谈就会谈到“礼”这个字（礼貌、礼治、礼节），中国人有《礼记》、《周礼》、《仪礼》，礼乐教化连在一块。荀子讲“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我从这里延伸出中国古代谈人的生命有三个向度：一个是自然的生命向度，一个是血缘亲情生命向度，一个是圣贤教养生命向度。所以一谈就谈到天地、父母祖先、圣贤教养，一定要这样连着说。所以人活在时世间里，生命的维度连着这三个，做事不能违背天、 不能违背地、不能违背父母、不能违背圣贤。老一辈吵架是这么吵的：“你这么做对得起天吗？对得起地吗？对得起前辈吗？对得起圣贤吗？对得起你的祖先吗？你的父母吗？”我觉得这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资产——强调人的生命维度不是一个具有个体性的个人作为核心，“人伦教养”，“人伦”是一个文化教养所形成的脉络，在脉络中存在，来定位人，所以人是很丰富的。生命有自然的生命、血缘的生命、文化教养的生命。谈到“你”时不是一个孤零零的你，这个“你”马上关联到的是你的父母祖先，关联到天地，关联到你的前辈、先圣先贤。所以想到“我”、“你”，个人丰富了，在人伦中丰富，而且不断经由教养而转化，这很可贵，是儒学的核心部分。

如何摆脱“血缘性纵贯轴”的宰制？

但儒学经过了两千年的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确有些问题，这两千年来基本上是父权高压、男性中心、帝皇专制，一直到1911年以后民国成立，这是一个新的年代。跌跌撞撞又经过一百年，好不容易又是新的时代，我们也慢慢克服了以前种种的难关，当然有些难关还在克服中，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中进入新的年代，也开始重新正视中国文明中可贵的东西。

以前的“五伦”变成后来浓缩版的而且带有压抑性的“三纲”。“五伦”是“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三纲”变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显然是从秦汉以后的帝皇专制变成一个带有宰制性、压抑性的，我称之曰“血缘性纵贯轴”下的一个控制系统。虽然帝制很厉害，但对帝制有批判的批判性儒学，我们称之为帝制式儒学，还是有一定发展；在广大的民间有生活化的儒学，在民间里一直都有。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儒学多元的面相，到现在为止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如果儒学要进入新的时代，公民社会、宪政年代，我们不能够仅把原初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社会下所陶铸而成的儒学当做儒学本身，因为儒学要受时代的意识形态影响。我们必须要重新面对儒学传统。

儒学强调“仁、义、礼、智、信”，这个理念很好，“仁”强调人跟人的道德真实感，“义”强调人跟人之间合理的关系，“礼”强调的是实践的恰当途径，“智”是一种亲民的判断，“信”是共同体的一种确立、确信。这在我们的传统中都谈到了，只是在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男性中心的年代走偏了。

公民在“人际性的互动轴”尽责任、享权利

如何把原初的圣贤教养进入到现在的社会里来？进入21世纪，我们有机会重新面对这个问题。从1911到现在一百多年，这时候不再是以“血缘性纵贯轴”为主，而是我名之曰“人际性的互动轴”为主。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怀，道德的真实感，怵惕恻隐之心，不见得有什么君臣父子关系，这是当下人跟人之间最真实的关系。孟子就讲到这个意思，“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所以，儒学点化了人最真实的爱与关怀。我想我们应该从这个地方来谈，而这个地方又放在刚刚讲的脉络，重新梳理、看，但有一点可以强调。原来我重视的个体性里，个人利益本身放在公共利益里面是重要的，因为这个利益跟你的公共利益连在一块。帝皇专制、父权高压所形成的宰制式的儒学所形成的一种人格上的扭曲，在“公民儒学”里必须有新的成长。

简单说一个比喻、例子。“公民儒学”是每一个公民必须参与的儒学，而每一个公民，你在宪法上被赋予公民权，必须要为这个社会尽你应该尽的责任，同时享你应该享的权利，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比如， 我们去买一个东西（我不知道两岸情况是否一样）有收据、发票，有发票收入多少、卖出多少才是清楚的，报税才是清楚的，台湾鼓励一定要去拿发票，而那个发票本身又可以兑奖，由另外一个机制促进它。所以你即使只买了一份报纸，可能人民币2块（台湾10块钱台币），一样要给你一张发票，这张发票说不定能中一百万台币的奖。当然你也可以说不是为了那个利，但那个“利”本身结合“义”，你会怎么做？这是你应该要有的。所以若他不给你发票可以向他要，这是很基本的事。台湾近几十年来做的人多了，社会进步很快。说台湾退步的话，是政治退步，政治口水仗很多。

公民儒者：“管小事免生大事”

再比如某次我在火车站等火车，夏天很热，有冷气空调，不过冷气声音很大。于是我发挥我的公民意识，找站务员问“冷气声音为什么很大？”“用久了就很大”“为什么没有找人来修？”

我跟他要了意见反映表（台湾每个公共场所有意见反映表），写上：“冷气的声音太大，应该改善”，还附上一张名片，特别还跟他说：“下个礼拜我会经过这里，希望看到你们的改善”。当然我也说：“我有朋友在国会里当国会议员”。（笑）这在人类社会里多半是管用的，给他一点压力。隔两天，站长打电话给我说：“林教授非常谢谢你，其实就是螺丝钉松了而已，现在已经修好了。”

你想，如果我没有反映的话，是不是会继续坏下去？这种事很多，所以我有一个主张——“管小事免生大事”，管很多小的事，那个大事就不会生了。小事都不管，忍着忍着忍受不住就会发生大事。所以鼓励公民管小事，这个小事于你有利，而且于公有义。

还有一次也是关于发票的故事。在公共停车场停车，出来时缴费要发票，发票机坏了，我说要收据，并且问道：“发票机坏了多久？”我们一直强调良知如何自觉，我认为制度若不完善，良知多半会放假，不会自觉，会被蒙蔽。所以我问他“发票机坏了多久，上头谁管这个事，我打个电话问一下，下个礼拜还会来（因为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固定的讲座）。”这样督促他会改善，因为社会不是政治人物的社会，而是大家的社会，如果大家没给出一个意见来，他不知道会有人重视。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