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大公而有私

某次我应邀到台湾的公务人员训练中心讲课，讲公务人员应该有的人生哲学，那个课有三个课时。公务人员训练课有6个礼拜，我排在第四个礼拜的礼拜一，在台湾清华大学旁边，那时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任教。我上课喜欢有黑板，多半有两种麦克风，一个是这样的麦克风，一个是小蜜蜂，我习惯把小蜜蜂放在这里，结果放在这里没声音。没声音我说不行，要找人修理好，于是找了一个电工上来。结果五分钟修好了，因为没电，换个电池就好了。我问他们“麦克风几个礼拜是这样的？”他们说：“多半老师是想用小蜜蜂的，但没声音就放旁边，拿着麦克风。”也就是说，人们多半习惯适应现状，而不是要求理想，特别是是在小事上，很简单的小事。然后我说我今天讲的公务人员应该有的人生哲学已经讲完了，通过很简单的实践，5分钟就讲完了。当下可以做的事把它做好，也是阳明讲的“知行合一”，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困难，于己有利，于他有利，于任何人都有利，所以“天下之大利也”。这个“大利”包括“我”，天下之我大我也，大我者不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而是要能够恰当地有自我，你才有真正的大我。所以不是大公无私，是大公而有私，“有私”不是偏私、自私，而是有个体之私，个体本身应该获得的生命财产安全自由要有的。我认为可以结合着儒学的“仁义之道”来说，这不是为你个体性的自我来说而已，个体性的自我连着人伦、连着父母祖先、连着圣贤教养、连着天地、连着整个社会，我想这点很重要。

每一个人都是公民，不再“仰承上意”

今天谈“走出圣贤儒学”，不是从圣贤儒学出走，而是从圣贤儒学进到公民社会作为公民，强调每一个人都是公民。在宪法上符合于公民资格都应该受到宪法上的保障，他的生命财产、自由安全应该获得保障。但谁来给我们保障？是我们自己努力地去做到、去争取才会有。所以并不是“仰承上意”，并不是用以前两千年来帝皇专制、父权高压的思考方式，也不是男性中心的思考方式，而是真正作为一个公民的思考方式来想。我作为一个“民”，但我是“公民”意义下的公民，所以有社会的正义和社会公义。就社会的正义和社会的公义来讲，每个人的个人个别性要获得保障，但不是你的个别性而已，而是每一个人。当我们讲“每一个”时普遍性、公共性就出现了，所以“私”跟“公”并不是相互违背的，而是可以辩证地统一起来。

我认为儒学到了一个可能的新年代、新发展，是从这个地方说的，“走出圣贤儒学”其实就是从“圣贤儒学”进到公民社会成就“公民儒学”。而“公民儒学”更容易做到儒学，因为它是以60分伦理为主导，并不是以90分、100分伦理。90分、80分伦理是君子、贤者，圣人伦理是100分，60分是普遍的，比如你们现在坐在这里，如果冷气坏了，很热，脑袋里的第一个念头是为什么冷气会坏了，而不是说“心静自然凉”，我要用内在的修养克服外在的困境。中国两千年的帝皇专制又太多哲学是要用内在修养来克服外在困境，这是错误的。不是原初的儒家、道家的思想，不是“心静自然凉”，是自然凉了，心才可能静。所以，不是一切从“心”去做起，要心正，一定要身要健，所以“身心一体”，身跟家是一体的，家跟社会跟国、跟天下是一体的，心境都有问题了，内在怎么可能不出问题。天地有道人间才有德，天地无道人间的德很难树立，这是一体的关系，所以身心是一体的关系，不是心控制身，身心一体是身来成就心，但“心”有一个绝境，可以清楚：即使在最坏的环境下还可以保持一定的理念，这是两千年来帝皇专制底下，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君子圣贤很了不起的地方。但在公民社会里要的是平淡，作为一个公民他也许没有多伟大，但很重大，每一个公民都很重大，没有那么多伟大人物，而是有很多独立的公民。这将是一个新的时代。我先表达在这里，谢谢大家！

秋风：“君子”就是公民，都是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

秋风：听了林教授的发言非常受启发。不过我很惊讶地发现，我虽然比林教授年龄要小，但比他更保守，因为他对传统儒学的批评太多。接下来我给传统儒学做一个辩护，但这个辩护并不是说其它的话，而是提出以下这些命题：

我认为儒学就其本质而言或者就它的社会功能而言，主要作用是养成“君子”，儒学就是“君子”养成之学，而“君子”就是公民。今天说开启公民社会，其实公民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就有，大家会觉得很奇怪，下面我会做一个解释，希望我说完你们都信我说的（笑）。

我为什么说“君子”就是公民？这两个概念一定有不同，后面会说到。首先探讨相同的部分。相同在哪儿？相同在他们都指向社会中的一群人,这群人的兴趣和志业是参与公共生活。换言之我给“公民”下了最简单的定义：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人就是公民。对此，要做第一个厘清，当我们说公民社会时，这个含义并不是宪法上所说的“每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权利”，不是这个公民，我说的“公民”是宪法所讲的“公民”中的一部分，这是什么含义还再需要做一个概念上的厘清。

我不知道在座同学有没有人看过美国人阿克曼的“宪政三部曲”《我们人民：宪法变革的原动力》，那本书里提出一个重要的命题有助于我们认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其实不光是现代社会，而是所有社会），人可以分成两种存在状态：一种存在状态是私人。他作为一个私人来存在，比如说他是谁的儿子、谁的儿媳妇、谁的孙子，要吃喝拉撒睡，要上班，要挣钱养家糊口等，在这些活动领域中主要目的是私人以及与他有私人关系的那些人的幸福；他还提出，在某些特殊的时刻，美国人都会变成参与公共生活的公民。比如在制宪时或者说在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投票那一刻，他们就是公民了，因为这时候他们参与了公共生活。当然他这种说法比较极端，我会对他对做一个修正，比如你去参与社区、或者你去参与大学（大学也是一个社区）、或者你去参与县里、省里的选举，还有被选举，被当选，被选举成为人民的代表处理公共事务，这时你就是公民。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清楚我讲的“私人”和“公民”之间的区别。一个人会实现这两个身份的转换。

但我们也可以做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划分，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基本上处在私人的生存状态.比如林教授举了他自己的例子，“空调”噪音已经响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人关心，因为那个时候大多数人缺乏一个公民的自觉，所以停留在“私人”的身份中；林教授有公民的自觉，当他去跟火车站人员交涉时，当他有这个念头就开始扮演一个“公民”的角色。林教授还举了其它两个例子都能说明这一点：在这个社会中“公民”是少数，虽然我们都是宪法意义上的公民。

或者换一个说法，我们可以做宪法意义上和社会学、伦理学意义上的公民区分，宪法上我们都是公民，但这时我觉得用“公民”这个词并不恰当，最好的说法是“国民”，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人，所以我们都是国民。“公民”在我们的讨论中可以让它具有一定的含义：伦理的、政治的含义。这个含义是什么？是他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意愿和行动，并且有这样的行动，如此才是公民。这样就符合亚里士多德西方公民的传统对“公民”的定义。公民的界定我就说到这里。

“君子”的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公共事务

下面讨论“君子”在干什么。我前面讲了儒学是“君子”之学，看《论语》，孔子最关心的问题是把弟子养成为“君子”。我要问：孔子养成“君子”想干什么？或者说这些“君子”想干什么。我的回答是，孔子养成这些“君子”或者这些“君子”自我养成是为了参与公共生活。如果我要解释这个命题，需要对中国的“君子”历史演变做一个梳理。这里我做一个最简单的梳理。

在座女孩子比较多，你们有没有读过《诗经》？一定要读《诗经》，读《诗经》容易找到一个好丈夫，温柔敦厚（笑）。《诗经》里出现了几个词，先是“窈窕淑女”，然后是“君子好逑”，其实《诗经》就是一个“君子”教本，就是要养成“君子”，从爱情、婚姻、行军、打仗到治国、平天下。在周代社会就活跃着一个“君子”群体，这个“君子”群体主要职责是处理公共事务。在孔子的论述中，“君子”、“小人”有两个不同的含义，第一个“君子”、“小人”是古典时代的“君子”“小人”的含义，是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相当于欧洲的贵族，主要工作就是处理公共事务；“小人”是一般的庶民没有能力来处理公共事务。当然孔子把这个概念做了一个转换，因为到孔子那个时代等级制意义上的“君子”群体已经败坏并且消亡。而孔子的理想是什么？——是重建社会秩序，但这个社会秩序不是自发地、自然地可以形成，社会秩序要由人来构建，并且由人来运转。孔子兴办教育，目的是从“小人”中养成一群人成为“君子”，他们有能力并且有意愿来参与公共事务，这就是孔子给“君子”设定的一个社会角色。其实孔子对“君子”德行方面各种各样的讨论目的，是让他们有意愿并且有能力参与公共事务。比如讨论“君子”、“小人”之辩，刚才林教授提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文明就是人和人能以较低成本合作，需要有“君子喻于义”

《博弈论》一开始讨论的就是这个问题——“囚徒困境”。“囚徒困境”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一个社会中都是“小人”就形成不了秩序，如果是“小人”，那所有人都相互伤害。“囚徒困境”讲每个人都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每个人都得到了最坏的结果。《博弈论》从囚徒困境开始，后面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是解决“人类合作的困境”。什么叫社会或者什么叫文明？——文明就是人和人能够以比较低的成本合作，这是人跟某些动物的区别，因为有些动物的合作能力极强，比如蚂蚁，强到已经不能让人容忍。“囚徒困境”揭示了人类社会面临的普遍困境，这个困境刚才林教授的三个例子都可以说明，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利益最大化；“囚徒困境”也揭示了如果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是利益最大化，都只关心自己的私人利益，那么他们相互之间不能形成秩序。要形成秩序怎么办？需要有“君子”，需要有“君子喻于义”。

“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在哪儿？在于“君子”不仅仅关心自己的利益，当然“君子”也关心自己的利益，实际上“君子”通常会比较富有，但他们在获得利益时会想到“义”这个字，所谓“见德思义”，会有一个反省。

我现在在北航，每个学期跟学生讲论语，上《论语》每一节课都会讲一个词——“自觉”，“君子”跟“小人”的区别就在于自觉。林教授的三个例子同样说明了这一点。大多数人主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感受，就是“小人喻于利”，没有解决公共问题。林教授有自觉，因为有自觉，所以知晓“义”，在这样的空间中，空调的声音太响，是“不义”，就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林教授去解决了这个问题。在那样一个时刻，经过这个车站停留的人，从空调开始响到林教授经过可能有5万旅客，但只有林教授提出，也就是说49999人都是“小人”，林教授是“君子”。没有“君子”就没有社会，没有“君子”就没有文明，没有“君子”就没有秩序。所以儒家特别重要，因为儒家所努力的方向就是养成“君子”，“君子”之所以“喻于义”，是他突破自己肉体的感官局限，也就是说不只关心自己利益之多少，还要去思考在这样一个事情中或者在这一个人的身上，他所做的事，或者我做的事对不对，也就是说在“利”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考量标准。当引入了更高的考量标准，人和人之间才能合作，我特别强调这一点。当然日常生活中，“小人”们或者如阿克曼所讲的“私人”，他们追求自己的私人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有一个前提，即存在一些制度。而这些制度如果没有“君子”就不可能形成。

圣贤很重要——他们是立法者

由此引申出我另外一个保守的看法：圣贤很重要。一个文明如果没有圣贤就不会有这个文明，即使有也会衰败。圣贤比“君子”更高一些，也许圣贤是我们培养不出来的，他是天生的。一个文明如果要有生命力，需要运气，运气中最重要的是隔了那么若干年（比如五百年）出一个圣人或者一百年出一个大贤。这是什么含义？——他们是立法者。也就是说一个社会演变到一定程度制度一定会出问题，不管是伦理秩序、社会秩序，还是文化、哲学或者政治各个领域，出问题就要有人来解决，解决需要知识和智慧，需要基于自己文明的经验进行创造性的思考，而这不是随便一个人都可以达到的。我们就看学者，中国有几十万教授，就有那么一两个教授有思想，那就是贤人，他们那种思考是真正能够找到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我们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不平等？当然不平等，或者换一个更准确的词——“不均等”、“不等同”。人与人不同是文明之大幸。如果社会中所有人都有“小人”，他们之间只会相互伤害；如果社会中都是圣贤，有点无法想象（笑）。所以社会很巧妙，大多数人有一个私人生活就够了，但我们始终要抱一个对圣贤的期待，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教育体系不断地养成“君子”，这样的一个伦理的和社会的结构我认为是一个好的社会基础。

民主、法治和宪政制度要以社会存有一定数量的“君子”为前提

我要说的是，机会对每个人开放，也许我们不能够期待自己成为圣贤，但我们完全可以成为“君子”。儒家文化中，从孔子以后中国文化、中国文明一个最好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它的社会结构的开放性。也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和身份，有没有财富都可以成为“君子”，中国社会应该是一个最早的平等社会，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政府遗产，也因为重要中国人特别重视教育，最后回到教育话题。

孔子的教育传统，其主要目标就是把一个“小人”养成“君子”，我想我们现在的教育最大问题在于丧失了它的正当目标，只是传授给大家一些专业知识，而没有养成人格。比如没有告诉我们应该“君子喻于义”，而这样的教育缺失实际是公民社会发育迟缓的根本原因。为什么中国没有一个发达的公民社会，为什么大家都在抱怨社会有很多问题但这些问题解决不了，用儒家的话是这个社会“小人”太多，“君子”太少。假定社会中有一个健全的“君子”养成体系（其实就在一般的教育体系中），我相信中国的公民社会会比现在健全得多，我们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包括大家所向往的民主宪政制度。

最后我用一句话结束我的发言：民主制度、法治和宪政制度要以社会中存在一定的数量“君子”作为它的伦理和社会前提。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林安梧回应秋风：相对君子，成为公民更容易

林安梧：我回应一下，秋风教授所提到的，思路上并不是相互违背，基本上可以连贯在一块。但强调的重点不同，我会强调做一个公民是更容易的事，所以先求作为公民继而成为君子，以圣贤作为期许和目标，是这样的方式。我相信每一个内在都有圣贤的理念，有君子的渴望，但作为一个国民也好、公民也好，作为社会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多参与它、让它更好。而参与它让它更好的本身的公民意识跟以前“圣贤教养”的君子意识连在一块，不过公民更容易做到。所谓容易做到是切身，因为君子概念，在两千年下来的教养让人误认为只能求己，不能求人，必须做内在的适应与改变，或者我自己的修身达到什么程度，所以多求自己，而少求别人。我觉得这个概念上要看开，因为君子所求的从内到外，内外通贯，所谓内圣外王，所以修行、修养概念也必须通过制度结构去处理。而光有制度结构也不够，必须要有一些更有觉性的君子，如秋风所提到的君子，君子能开风气之先。

这样的话，可以发现在社会改革过程里，比如民主，让大多数人决定，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而是让那有理念、教养、有更高瞻远瞩的人能够把理念提出来，经由更多人讨论，更多人认定后达到更多人认可，继而形成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的可能。所以说，民主必须有民主的教养和民主文化，才能长出好的民主与法治来。这个过程，刚刚秋风教授提到的君子概念，我觉得是一个蛮健康的君子概念。不再是两千年帝制以来的“君子”：大家一想到你是一个君子怎么能为这个事生气？君子非常内敛，面对外在事务先退回来，自己所求的在己，对公共事务是退却的；秋风强调的是君子对公共事务的真正介入，这点我和你的想法接近。但两千年来的帝制时代，这样的君子比较少；现在应该鼓励这样的君子多一点，而这样的君子要获得鼓励是要有更多的公民，每个人事多关心一下多支持一下公共事务，慢慢就会有一个良性的变化过程。

大陆很多朋友提到台湾的民主变迁历程，常常称赞蒋经国先生。但我常说“你应该称赞的是整个台湾的公民意识”，公民意识出现伴随着中产阶级以及文化教养各方面慢慢出现。经常我开一个有趣的玩笑：为什么有尧舜禅让？因为尧的儿子不行，舜的儿子也不行。蒋经国先生的公子不怎么优秀，当然后来的蒋孝慈、蒋孝严很优秀。人类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君子概念不容易，公民概念容易一些，应该多提倡，但必须是照顾到整体思考才是公民，不是为了个人，公民的“公”很重要。我想应该开放做更多的讨论，先做这么一点补充。

（本文依据讲者现场录音编辑整理，未经讲者订正。欢迎完整转载，并务必注明来源：腾讯思享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