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永朝：工业思维批判
段永朝（财讯传媒首席战略官）：我先从一幅漫画说起。小时候看过一幅体育漫画，至今还记得。在一个举重赛场，戏已结束，观众散场，一个清洁工大妈把杠铃这边抬起扫一扫，那边抬起扫一扫——这个漫画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就是：当我们太正眼看某些事情的时候，太煞有介事的时候，这个事情已经被解构了。
“意义互联网”的这篇文章，虽然我位列作者之一，坦率讲这篇文章的最终成稿，我自己都没怎么仔细看过。意义互联网是个大话题，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见我们三个人都很统一。比如最后发表的时候，叫“适当的社会”，我就强烈反对这个词，当时我推荐的术语是“恰当社会”，我认为“恰当”读上去琅琅上口，“适当”这个词我认为软了一点，还有一点“适应”的意思。“恰当社会”说的不是适应，而是“刚刚好”的状态。这个状态试图对抗马尔库塞“单向度的社会”的说法。
今年5月11号在杭州参加淘宝十周年活动的间隙，我和胡泳、俊秀聊这个话题，我给他们举了一例子，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看过的一本书，控制论创立者维纳写的《人与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这本书里，维纳提到了美国诗人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写的一首诗《奇异的单马车》。这辆使用了一百年之久的单马车，充分显示了令人称奇的精湛设计，“以致无论是车轮、车顶、车杠或座位，都没有显示出任何不经济的、其磨损程度超过了其他部分的地方。”（参见《人有人的用处》，商务印书馆，1978年，p.45）这就是说，“好”的马车之所以“好”，就是当它坏了的那一刻，所有的地方都一齐坏了，不存在一个地方比另一个地方更坚固的情形。如果说，你穿的一双靴子帮都开了，底子不坏，这就不是“好”的鞋子。所以什么是“恰当性”？就是“刚刚好”。
“刚刚好”的社会，其实跟今天追求速度、GDP增长主义的工业社会是针锋相对的，也跟任何文艺复兴以来乌托邦的社会思潮是针锋相对的。工业社会和乌托邦共享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自私和稀缺”。所以他们推衍出来的“社会进步”的景象，有赖于“物质的极大丰富”。今天工业社会证明自己正当性的最大理由，就是“丰饶社会”，它的技术轴线是“速度革命”，是对自然的大肆掠夺、猎杀和“逼索”（海德格尔的术语），它是以占有为目的的。
在工业社会里，你会看到大量的分析师、投资家、企业家的图表，它都是描画一个“上翘的箭头”，以此来证明其正当性。今天我们看到的所谓信息社会的分析师，所操持的语言与腔调，也不过如此。这个“上翘的箭头”，你不知道它指向何方。
所以思考互联网，我觉得“恰当社会”可能是一个好的切入点。但需要同时警觉的却是，对工业思维的反思、批判，或许只是将工业思维埋得更深而已。
我跟汀阳老师十几年前见了第一面，今天见第二面，我对汀阳老师的学识十分景仰。但容我说这么一句，或许我们在传统思想里浸泡得太久了，我们的根子在不知不觉地汲取着来自古典的养分，我们被“深度格式化”了——但却很难自知。对此真的有点悲观。每当我意欲将工业思维作为批判的对象，审视之、解构之、反思之的时候，我总担心是否已经误入歧途？我说的悲观，是这样一种战战兢兢的情状：我们真的能拯救自己于工业思维的齿轮和铁皮之下吗？
这恐怕只是理解互联网思维的一个序曲。当然，我们还得从脚下出发，虽然所有的词语都是可疑的，都需要略加脚注以后才能使用，但我们不可能不挪动脚步。美国学者Jackson Lears在《丰裕的寓言：美国广告文化史》一书中，细腻地指出，消费社会现已发展到这样一种地步，对消费社会的批判也被“吸收”成为消费景观的组成部分。“这种无休止的指控是游戏的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批判的幻影，为谎言加冕的反谎言——是消费的语句和倒反。只有这两个斜面才能构成这个神话。”（p.230）作为工业社会的高级阶段，“如果说消费社会再也不生产神话了，那是因为它便是它自身的神话。”（p.227）与消费打情骂俏，一方面直通通地“消费”它，另一方面又煞有介事地“呻吟”着，这样的情状，已经让所谓的“批判”彻底地沦陷了。
这是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起点”，不得不努力辨识的“起点”。这就是我所说的“带毒运行”的状态。
由这个所谓的“起点”出发，小心翼翼地“说出”什么对未来的看法的话，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看到的东西，可能在未来会显路出它的古怪之处。我们今天思考着的东西，未来恐怕会漂移出我们的“视界”之外，对此我们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我举三点。
第一，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会面临一个最可怕的挑战，就是“精神分裂”。就像德勒兹和瓜塔里（Deleuze and Guattari）合著的那本大部头著作《千高原：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所说的那样。德勒兹试图重新定义“欲望”（力比多之流，Libido Flow）以及“欲望的生产”。他不满于传统哲学对“欲望”的污名化，即只是将欲望作为需要管束、压抑的对象。他认为欲望是积极的、生动的、生产性的。用德勒兹独特的术语来说，资本主义通过解放与异化的双重过程，实现了对欲望的“解辖域化”，但同时将欲望逼到了精神分裂的边缘。精神分裂并非指某种疾病或者个体身体的病态，而是指作为一种精神的非中心化的力量，精神分裂使主体意欲脱离资本主义现实原则的束缚，抵抗资本主义解放主体之后再度异化主体的图谋。德勒兹说，精神分裂是迈向后现代解放的基础条件，而分裂的主体则是资本主义内部颠覆的真正的力量。
结合我对汀阳老师“共在存在论”的粗浅理解，精神分裂的根由，就是主体的共在性或者说同在性。孤独的、特立独行的个体主体哲学破灭了，个体的重要性让位于关系的重要性（不是世俗意义上的关系），让位于彼此印照、依存的第三态。互联网，恰给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可能的空间，可能的存在感的空间。将来很清楚，我们似乎一下子透明了，但你同时会体悟到，其实越透明越陌生。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可能会面临越来越多的、更深的奴役。会有一大堆欢乐的羊，也有欢乐的舞台，但我们再也无法用以往的术语言说欢乐或者感知欢乐。欢乐成为陌生的惊喜。这丝毫不奇怪。因为今天，意义本身早就抽离出我们的生活，它需要附着在别样的生产机器之上（德勒兹的“欲望机器”）——但这个“共生的机器”尚在襁褓之中。今天的工业社会（或者消费社会），意义只是符号的存在，是死寂的、干巴巴的，是空洞而教条的，是总体性的、普遍性的，而不是个性化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不是物品，是物品上面附着的文化符号。工业时代到了晚期就是这样的（可参考鲍德里亚的论述），所以未来我觉得会引发文化大萧条样的精神分裂。
第二个可能算是一个好消息。对工业时代的整体看法，我有一个比方，叫做“甩干筒”。工业时代是巨大的甩干桶，指的是工业时代总体上是“杀死灵性”的过程。尼采之后的哲学传统，包括海德格尔、韦伯、德勒兹、巴塔耶，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有一个内容，就是认为工业时代将神灵驱逐出了人的世界。其实我认为不止工业时代是如此的，工业时代只是驱逐灵性的总爆发而已。这个可能要上溯到汤因比所说的高级宗教诞生的2000多年前，或者要上溯到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高级宗教与轴心时代，是指人类几大文明似乎在一个狭小的时间窗口期内，奔涌出丰富多彩的文化溪流，转而汇聚成基督文明、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佛教文明的文明长河。
在这个文明长河中，宗教的基本形态是人格化的、系统的、与世俗生活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嵌入的，或者说其实是世俗化的。我认为高级宗教出现之后，甩干桶就摆在那里了。这种文化思潮的一个特征，就是追溯、探寻所谓的“终极意义”。终极叙事的传统绵延流长，工业文明的终极叙事，只不过是“大写的人”、“理性的人”、“进步主义”等等。我们今天的文明冲动，依然不能摆脱追本溯源的念想，不能摆脱“一揽子建构宏大体系”的欲望。还原论、本质主义、总体性、两分法等等，总是让我们相信有至高无上的神在那里，这个神在自然科学里面就是牛顿或者爱因斯坦的那个神。我们相信，最后总可以把“那个东西”手拿把攥地捏在手里，什么东西呢？本源、本质、真理、太一、道、梵天，不一而足。
工业社会到底是把什么甩出去了呢？就是把灵魂甩出去了，把灵性杀死了。我说的“好消息”，就是我认为互联网是一个文明史上的千年大事，它可能会迎来灵性的回归（参考我和奇平的书《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商务印书馆，2012年11月）。这个灵性，是比高级宗教、人格化的神更久远的灵性，是原始宗教、泛灵论时期的那个“神”。所以，互联网可能会迎来一个“人神共在”的世界，这是“泛神”的世界。这个时间关系很难展开来讨论，以我自己的见识也觉得需要深入思考，现在只能说期望如此。如果不这样的话，我觉得未来互联网世界就少一张至关重要的“牌”。（赵汀阳：有什么迹象呢？灵是怎么回归的？）汀阳老师问了一个直率，且无法回避的问题。不过我想先把第三点说完，回头再谈几句感想。第三，讲一下技术问题。今天美国人对互联网的兴趣已经超越了“比特意义”的互联网，已经在玩更高级的人工智能，比如脑机接口、脑神经网络、类人脑、具身性智能（Embodiment Intelligent）等等。这势必会带来一个问题，即未来的“人”，还是今天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哲学意义上的这个人吗？我对此深以为虑。
比如，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给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发现——希格斯粒子。这个粒子被称作“上帝离子”。我认为，这意味着超弦理论以及标准模型会进入理论物理的主流。过去超弦也好、标准模型也好，都只是大胆的构想，保守的主流物理学界对此甚至是不屑一顾的。我觉得这将再度点燃人们对这个世界的想像。简单说，就是多重宇宙、平行世界的理论架构，或许并非仅仅是科学幻想。
联系到互联网，大家想想看，今天的赛博空间中，人机对战、角色扮演、虚拟现实、沉浸式体验，以及人工生命、人工社会、复杂网络等学科的蓬勃景象，无一不展现出某种征兆：原子世界与比特世界的彼此缠绕、卷入、镶嵌，将以超乎人们传统想像的方式，大步向前。
汀阳老师刚才问道，迹象是什么？我觉得这就是迹象。我认为未来的互联网会日益变得有“温度”、有“情感”、有“味道”，这一定会大大超越我们今天的时空观、世界观。互联网将抛弃传统思维中“确定性”的思想，将拥抱复杂性思想带来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却不是古典概率统计、通信工程中命名的“背景噪音”或者“知识的不完备性”。传统思维看待“不确定性”，总是认为这只不过揭示了人的认识的局限性，而理性“终将”把这些怪异的玩意儿一扫而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永远是笛卡尔式的、牛顿式的清爽世界，是用漂亮的公式、光滑的曲线、明晰的运动轨迹来刻画的世界。想想看，柏拉图以来的西方思想的主线，不就是这样的吗？
那灵性如何回归呢？这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首先我觉得思考、探索、表达这个问题的方式要发生很大的变化。“天人合一”只是一句勉为其难的解说词，其实骨子里我们得承认“不可言说”，“不可说”。我也就只能尝试下“强说之”。互联网多重空间的展现，摆在汀阳老师这样的哲学家面前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看待多重主体？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哲学，有一个说法叫“身体转向”，比如梅洛－庞蒂的观点就是这样。千百年来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人的肉乎乎的身体，有温度、情感的身体，不是被宗教贬抑为肮脏的欲望的载体，就是被现代笛卡尔哲学归集为抽象的主体而忘却掉，忽略掉。我从互联网这里看到了身体回归的可能。具象的身体不再只是一团肉，或者尊贵主体的寄居地，它自身就是哲学的主题，也是神学的主题。
想像一下未来我们两个肉身相见，无论是否相识过，四目相对的那一刻，我们的虚拟化身就会告诉彼此的肉身，对面是谁？是怎样的人。将来生人和熟人没有区别，因为我们刷一下眼镜，彼此在赛博空间里的存在就有了交集。在这个意义上说，多重空间带来的颠覆或者想象是巨大的
最后总结一句话：思考互联网，我最大的体会就是，传统的学问统统需要改写。比如经济学，200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其实不是经济危机，而是“经济学危机”。英国《卫报》观察家栏目的一篇文章就指出，此番金融危机的根子，在于古典经济学、金融学的大量数学公式的滥用，比如瞩目的期权定价公式Black-Sholes公式。华尔街的分析师和投资者们，在套用这个公式计算价格、设计金融衍生品的时候，完全把这个数学公式得以成立的“假设条件”抛之脑后。我们今天套用的公式、套用的思想、套用的理念，一部分已经透入骨髓，成为所谓社会秩序、伦常纲纪、思想方法的组成部分，用法国后现代学者利奥塔的话说，已经成为流行于世的“宏大叙事”。社会学也是如此。今天的所谓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心理危机等等，其实是社会学危机、政治学危机、心理学危机。简单说，我们的学问，还深深扎根在传统文化的土壤里。当然，这倒不是要得出一个反传统文化、反传统经济学、社会学的什么结论，如果这样的话就太浅薄了。至少，我的想法是要提出问题，提出更加基本的问题，要对我们耳熟能详的术语、理念，乃至存在状态表示怀疑。我常说，我们是“带毒运行”的状态——这里马上就需要补一句话，“带毒”？那岂不是要呼唤“解毒”吗？不是的，解毒，是纯净水思维，是逻各斯主义。带毒并不可怕，可怕的恰恰是“误读”啊。
附带说明一下，为什么谈意义互联网这个事情呢？俊秀年初跟我谈意义互联网的说法，我立刻觉得这是个好词儿，一拍即合。的确像他所介绍的那样，香农（Shannon）的信息论，其实不是生物学、社会学、心理学意义上的信息论，只是通信的、工程的信息论，意义是被抽离掉的。2004年俊秀主编的“数字文化与经济管理丛书”中，我有一本书名字叫《比特的碎屑》，里面谈到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境况，其实是一种“被许可的计算”，在丰富多彩的技术世界背后，总是会有一个看不见的操控的手。这个操控的手，今天是在技术专家、极客、新闻媒介、大亨、投资者的手里。这其实是传统互联网的样貌。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这个样貌。
传统互联网中，意义的生产方式依然是工业化的，即“先生产后消费”的程式。未来的互联网，我觉得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今天所说的意义，将不是一个凝固的东西，不是摆放在那里，就等你来享用，或者来诠释，来解读的。借用汀阳的术语，意义是“共在的”。意义是双方握手的那一刻产生的，而不是“预制灌装”的。按照工业化的预制罐装的方式，所生产出来的文本、意义，弥散着塑料、机器的味道，其实是通向威权、集权之路的定制品。信息时代显然需要一种新的生产方式，而这个“意义”的生产方式是什么？请看王俊秀刚才解读的这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