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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至右：冯兴元、李成才、秦晖、李炜光、于建嵘

   【腾讯文化讯】2013年11月27日，腾讯网十周年“中国说”思享会在北京举行。财税学者李炜光、历史学者秦晖、社会学学者于建嵘以及纪录片导演李成才共同参加了第一场题为“财税改革与经济繁荣”的分论坛，活动由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冯兴元主持。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财税改革时，李炜光表示，全会提出的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问题其实就是指分税制的进一步完善和改革，而这个改革的重点在于以法律确定各级政府的公共职责。

   李成才认为财税改革事关商业繁荣、意识形态甚至是国家的建立，所以他要用纪录片的方式向国民传播西方先进的财税观念和制度。

   秦晖指出，中国的财税问题与西方截然相反，政府的收税能力太强，所负的责任又太小，因此财税改革的关键是要保障纳税人的权利并落实政府的责任。

   于建嵘在谈到这次三中全会时，认为政府没有出台解决农村土地纠纷的路径，他接着前面关于落实政府责任的话题进一步指出，问责政府要依靠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只有制度性的问责才能保障纳税人的权利。下面是文字实录：

李炜光：税制改革的核心是财权与事权相匹配

冯兴元（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天则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女士们、先生们，这个分论坛的主题是财政，刚才大会组织已经讲到了，中国存在分权、集权的治乱循环，这次三中全会能否打破治乱循环？能否形成比较好的真正的分税种的体制？这里面有不同领域的专家，李炜光教授是天津财政大学的首席教授，首屈一指的财政专家。秦晖老师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于建嵘先生是赫赫有名的维权专家，中国是维稳大国，他是维权大家。还有我们赫赫有名的李成才导演。既然是财政的题目，先请李炜光教授讲讲“分税制何去何从”，地方财税体制有什么问题，三中全会在这方面有什么新突破。

李炜光（天津财经大学教授）：这次三中全会特别提出事权和支出责任相匹配，谈的其实就是分税制。大家知道我们国家的分税制是在1994年制定并推出的，当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分权，而是解决“两个比重”过低的问题：

一个是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过低。

二是财政收入占整个GDP的比重过低。

   邓小平时代采取的一个主要政策是放权让利，它的结果是穷了中央、富了地方。这种情况跟我们单一制体制形成了矛盾，使得中央在职能的履行方面发生了问题。所以分税制主要是为了改变中央的财政困难，在中央和地方之间重新划定各自的事权和财权。这个目的很快就达到了，中央和地方占有财政资源的比重发生了颠倒性的变化。分税制改革终结了这个政策。

   显然，分税制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央地分权上，虽然保证了中央对财权和财力的拥有，重新保证了中央集权的财政需要，但先天不足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几年问题越来越严重，主要表现在财政秩序的紊乱。中央财政收入有了充分保证，但造成年终花钱的问题，在财政资源的配置过程中存在错配的问题。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央，而是地方，越是基层政府，财政资源越稀缺，越困难，这就必然导致地方政府突破现有的制度框架，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融资的行为发生。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政府履行公共服务职能，贴近于民众最近的是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都需要财政资源。但我们的财政体制是往上集中，越到下面越困难，使基层政府在履行公共职能上缺少财力的保障。

   还有一个问题，这些年倡导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让公众更多地参与到预算、财政等公共事务中来。可你的财政体制是往上集中，下面能决定的事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能参与什么？能决定什么？这也是一个体制问题所造成的问题，因此出现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同时民主政治推进也需要财政的保障。所以我们的财政体制、分税制应该进行改革。

   分税制财政体制运行了十几年，大家看到中央和地方处理他们之间的财权、财力的问题时，缺少法治。我们国家有十八个税种，大部分未经过正式的立法程序，但至少在财权关系上还有一些成文的法规、规则，，但中央和地方、地方以下各级政府在处理他们之间的事权关系时，却很难找到这种规则，甚至连条例之类的法规都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财税学界经常争论的是财权和事权匹配的问题，中央这次没有用这个词，它用的是“支出责任和事权相适应”，没有用“匹配”，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说明我们原来争来争去的问题可能是个伪问题。最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公共责任、支出责任不明确，支出责任不明确，该做什么事都不明白，财力的配置怎么会不出问题？所以这次分税制改革最重要的是要把各级政府的公共责任用法律确定下来，而财力配置本身则是个相对简单的技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