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安排
1976年是中国的重要一年，不仅有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国家重要领导人相继去世，还有10月份的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上述两大事件标志着一个时代（十年文革）的结束和一个时代（改革开放）的开始，其影响波及到从乡村到城市的所有中国人，永刚也不例外，“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最直接的一个印象是，学校把所有的海报和板报全部交给了刚上初二的永刚，他就使出浑身解数，连临摹带创作，把“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画得很像，效果很好，影响很大，在整个根河都有了名气。为此，学校特批他在初中阶段免修物理、化学，提前进入高中才开始的文科选修，为他能全身心地画画创造便利条件。
在永刚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由于他和建湘在绘画上的优秀表现，根河市的文化部门想要好好培养他们，于是就利用假期给他们各分配了一个地方实习。如果高中毕业考上大学，尽可以去；没考上，就提前有了一个工作名额。建湘被分到根河的一个文工团去做舞台美术，条件舒适，很志得意满的样子；永刚则被分配到根河管辖的敖鲁古雅乡，帮助那里建立一个文化站（包括图书馆、阅览室、办公室等等）。这是内蒙古最北的一个乡，距我国最北端的漠河县仅约一百公里。这里是大兴安岭森林和呼伦贝尔草原的交汇处，空气新鲜，野味十足，是鄂温克族最远、最神秘的一个支系居住的地方。1950年代以前，这里的鄂温克族猎民还保持着原始社会末期的生产、生活方式，吃兽肉、穿兽皮，住着冬不防寒、夏不避雨的“撮罗子”，以驯养驯鹿为生，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狩猎部落。直到永刚去实习的时候，枪支不受控制的鄂温克族人还是会经常寻衅闹事，“那个地方很苦，寒冷、风沙大、很凄凉，也很可怕，需要带着枪上班，连生命都没有保障”。但永刚似乎并不太以为意，对建湘的挽留和苦劝，说：“我觉得我那个地方很好。”今天看来，那个地方好就好在非常锻炼人，更好在永刚在那里遇到了改变自己下一段人生旅程的人——侯刚。在永刚的人生中，侯刚仿佛是易建湘的接续，他们好象是在接替着将永刚带往更远、更宽广的地方，而这一切都好象是命运的安排。
“如果没有遇到他，一切根本不可能”
黑龙江人侯刚，比永刚大四岁，时为鲁迅美术学院油画系四年级学生，利用假期为毕业创作所选择的少数民族题材收集资料来到这里，文化站的永刚负责接待。“一见面就仿佛曾经见过似的”，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缘份吧。接受过系统的学院教育的侯刚，也和叶立夫老师一样，看出了永刚极强的可塑造性，决定教他，带着他各处画写生，教他使用油彩，“这时候才知道油画，以前跟叶立夫老师学画的时候，因为买不起油彩，只是画水粉、水彩，和比较系统的、学院式的、苏联块面式的素描，主要是画石膏、半身像、头像、静物写生这些最基础的东西，适当有一些创作课而已。”侯刚的到来，为永刚打开了一扇崭新的大门。
那个假期，永刚永生难忘：“我们白天画画、骑马，晚上把门锁起来（因为带枪的猎民会来侵扰），他给我讲美术史，讲得很系统，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天哪，那么多的大画家我都不知道，只知道画石膏。”在暑假就要结束的时候，侯刚在离开之前给了永刚一个重要的建议：利用高三的寒暑假到鲁美上补习班补习绘画，并亲自到永刚家帮助说服了家人。在鲁美，跟侯刚一起吃住，绘画上受侯刚的影响很大，很快就练就了像模像样、适合考试的学院面貌。他的拚劲儿又来了，开学了也不肯走，让父母帮着请假，继续跟着正式上课的三年级学生画人体。“那时候从来没见过人体，很慌的，不知道从哪下手，连人体速写都不知道该怎么画，画完了连自己都不相信那会是我画的，后来才一点点沉下来心”，过了“人体”这一关，考学前的专业方面的准备工作就基本可以告一段落了。侯刚鼓励他考中央美术学院，知道他想考靳尚谊的画室，就帮助他改变比较粗犷的鲁美风格，教他如何画得细腻、抠得深入的方法。“后来能上中央美院跟侯刚有直接关系，他让我直接就进入到正归的学院式的教学，有了很高的起点，几乎没费任何周折。我想，如果没有遇到他，一切根本不可能。”侯刚之于永刚，今天的这个评价很客观，丝毫不过分。
永刚能赶上那一届（1982年）高考是很幸运的，中央美术学院正好有一个重点针对边远地区招生的政策，考点就设在呼和浩特。为了增强永刚的自信心，侯刚在紧张的毕业创作中抽空在考前带他去了一趟北京的中央美院，“记得侯刚说‘我就是要让你感受一下，你要知道很多人不如你’，起初我根本不信，结果一看，很多一年级的学生画得还真是不行，我一下子就来劲了”。心中有了八分把握的永刚，回到根河以后，全力以赴复习文化课，“专业已经不用再怎么准备了”。
专业考试那天，人非常多，满满的，内蒙古师范大学的很多教室都被辟为考场，稍迟一些到的永刚只找到一个角落的位置，说是千里挑一或万里挑一都不为过，“挺危险的，考不上就是一落千丈了”，而对于永刚来说，就显得更是没有退路的“危险”：因为在1981年，永刚报考内蒙古师大没能成功，当时已经工作了的永刚生活很稳定，母亲不希望他的生活有太多波折，更希望他留在身边每天都能看到他，因此不主张他继续考大学，他给妈妈做了保证：“最后给我一年的时间，考不上我就天天呆在您身边。”所以，这应该是永刚实现大学梦的最后一次机会了。
这一年的秋天，侯刚鲁美毕业就职于老家的黑龙江画院，工作和生活一度相当顺利。但在一次开车去沈阳的高速路上，喝了些酒的侯刚撞上了一辆没有尾灯的大卡车，整个人粉身碎骨，“很可惜，他才40多岁。当时我在德国，一年后他们才告诉我，我赶回来去了他的墓地，哎呀……，现在想起来都很难受……”，永刚停顿了很长时间，仿佛是心里堵了一大团东西，让人不忍去“碰”他，只好等着自身调解开、化开。此时，窗外已是深灰色，连贯的交谈使得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室内的我们已经成为“剪影”，也好，如果永刚有泪，也不至于太难为情吧。
“历史”在这里转弯
录取通知书来的那一天，25年不骑自行车的妈妈，骑着自行车找到正在根河文化馆跟图文巴图老师学写字的永刚：“我骑着车就上文化馆了，我说小刚啊，走，回家，他说怎么了，是不是我弟弟跟别人打架了，我说没有，是来了一封信，他说上面写啥，我说我没拆，就放在家里桌子上。这孩子不等我就骑着车先回去了，可我还锁着门呢。等我打开门他一看说，妈呀，我被录取了。抱起我就痛哭一场，这孩子真是很不容易，那段苦日子终于算是过去了。”
不用说，在那个高考刚刚恢复不久、录取率很低、淘汰率很高的时期，在根河那个偏远的小城镇，谁家要是能接到中国高等学府的录取通知书，会是多大的荣耀。对于永刚和他的父母亲来说，那一刻应该是毕生最骄傲的时刻了吧。永刚的“历史”也就在那一时刻的那里转了弯。
“消失”的建湘
第二天，永刚去根河文工团见建湘，自从各自在不同地方实习以来，两个往日的朋友就少了来往，但内心的“劲儿”一直在较着，建湘的表现方式是每见到永刚就会用“专用”的冷嘲热讽的语气“讽刺”或“挖苦”，当然是善意的。“那个时候我们之间总是有那么一股‘气儿’，其实我很感谢他，没有他可能我也不会有今天，他给我以激励，你比我好、我比你还好，俩人较劲，这很关键，那个时候需要有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伴儿。”
行将离开根河的永刚无论如何都要去告别，建湘照例是惯常的语气：“回来啦？有什么好消息没有？”永刚尽量平静地说：“有，我被中央美术学院录取了”。建湘愣住了，好半天没说话，接着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说“永刚你真行，终于熬出来了”。
第三天，家里为永刚考取的喜事请亲友们吃饭，永刚发现建湘“失踪”了，怎么也找不到了，后来才知道建湘是去海拉尔找叶立夫老师了：他也要考美术学院。叶老师给了他中肯的建议：你过得太舒服了，要想考取就必须像永刚那样刻苦。接下来的一年，建湘独自在永刚当年钓鱼的地方的一间空房子里，画画、读书、复习高考的功课，又到北京拜一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老师学画，在永刚大一结束的时候考上了中央工艺美院装潢系。他们又恢复了从前的密切关系，但与从前不同的是，这一年里是永刚在帮助和激励着建湘：给他寄复习资料、传递信息，建湘来北京拜师时，永刚帮他安排，“我们还是那么好的朋友，当时的想法很单纯，当年你帮助过我，我现在也要帮助你。后来他考上了，我和他一样地高兴得不得了，记得他来报到的时候我去接站，抱在一块痛哭。”从此，他们之间的那种较劲儿的东西再也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