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钱就可以画大画了
永刚差不多是同学中最早开始卖画，并最早体会到卖画带来的好处的人。
还是大一上学期的时候，吴小昌老师带他们去圆明园写生，被当时来圆明园参观的一个美国代表团的议员看到，以100美元的价格买走了永刚的当场写生，这是永刚卖掉的第一张画。这是一张颇具表现主义潜质的作品，虽然当时刚入学的永刚还没有接触多少表现主义的东西，课堂上也在努力模仿老师们的方法，但郊外写生时，个性的东西就难以掩抑地、完全自然地流露了出来，颜色使用上的主观和强烈也已经有了苗头。看着沉浸在回忆中的永刚，我揣测着：美国议员看中的一定就是永刚的这种表现主义的潜质吧。“那还是1982年，当时不懂100美元是什么概念，换成人民币后才知道有那么多，把我给震惊了。原来画还可以卖钱，这可真好，有了钱就可以画大画了，可以用好的笔，也敢大胆用颜色了，从此尝到了甜头。”
1985年底，已经是大四的永刚，和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个孟加拉留学生在建国饭店办了他平生的第一个展览，他把自己平日的写生和创作都一股脑儿地摆了上去，卖了好多。他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张肖像，被日本富士会社的一个总经理买走，他说这幅画中的人物“非常像他的女儿，要送给女儿做生日礼物。”从那个时候开始永刚就开始给家里寄钱贴补家用了。这是永刚正式接触市场的一次经历，有一种“误打误撞”的成分，很难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和计划性，但这种实地“操练”有助于他从中总结出进入市场的经验，为他日后的生存和艺术发展积累了经验，也为他敢于走得更远增加了信心，这与他少年时期不畏艰辛的求学、青年时期的发奋进取一样，都是一种可贵的生活磨砺。
钱不仅让永刚用上了好的画笔和颜料，还可以让他有了租用个人工作室的可能。在建国饭店的展览之后，他“有了照相机，还在我们年级第一个有了录放机（磁带的那种），可以边听音乐边创作，条件还是不错的，还在通州区梆子井租了工作室，这样就可以画大画了。”他的两件分别大至140×90厘米和160×180厘米的毕业创作，就是在那个租用的工作室里完成的。
当年的梆子井就在永刚今天的工作室附近，“一个偶然的机会看到现在这个房子，一见就决定要了，至今都觉得最终能选在这里挺有些奇怪的，这里仿佛跟我特别有缘份，到了这里就想到过去那段历史。”在永刚感慨今夕的时候，时光已经过了二十三年，多少感触都在不言中！
《北萨拉的牧羊女》
永刚那一届的“少数民族班”的大多数同学，按照规定毕业后大部分回到了原籍所在省份，永刚怀着报效之心顺理成章地成了内蒙古师范大学的教员。
1988年，永刚给内蒙古饭店设计了大堂壁画，这是他第一次类似装置性质的作品：用将近一吨的长短不同的钉子打造出一些马的造型（又有点像牦牛的造型，应该多少有些他自己的架上绘画的影响吧）和特有的富于变化的节奏，又揉进一些几何拼贴的元素，彩浮雕一样。从钉子这种材料本身的使用到设计语言，在当时的壁画创作中都很少见、很奇特，别出心裁，显示了永刚富有开放性的旺盛的创造力和能时时引领风气之先的活跃思维，可以看作他后来跨越架上绘画的局限、走向装置的前奏。可惜这个“砸了两个月”的作品，被不懂艺术的前任饭店经理砸掉了。
回到内蒙古之后，永刚在绘画上继续着西藏题材，风格上沿着《鄂拉山的六月》往下走，颜色还没有达到特别的强烈，但跟中央美院时期已经有了明显的差异。又做过几次实地写生，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开始大量用线，用线勾了各种姿态的牦牛写生，也利用相机拍了很多照片，又参考了一些构图上下相叠的藏传佛教壁画、道教永乐宫壁画……。高昂的创作热情、对艺术的执着追求，每天都在激荡着永刚的心。厚积薄发之后的作品是由40多件作品构成的西藏题材组画，有云、山、河流、植物，有奔跑的牛，有念完经后跳舞的女孩。一种尽量摆脱光影，试图在平面中寻求空间和立体表现的风格趋于成熟。这组作品中的20多件被香港东方艺术基金会收藏，不仅为出国做了准备，也为他出国后解决生存问题提供了思路。
这一时期，最“辉煌”的成绩是1987年在上海举行的首届中国油画展上，永刚的《北萨拉的牧羊女》获优等奖，引起美术界的极大关注，可谓“一鸣惊人”，被认为是“一幅全面颠覆常规的画作，一幅有独特思想的力作”，“意味着艺术的觉醒”。对永刚个人来说，《北萨拉的牧羊女》可以说是他沿着《鄂拉山的六月》的路子走下来的一个成熟和完善的标志。题材由“西藏”转到“内蒙古”，但这并不重要，因为比起“要表现什么”，显然他更重视“如何表达”这些更本体一些的问题。“还是西藏给我的那些感受：非常纯的、强烈的色彩，天的那种蓝色，好象手一扯白云都会跟着走，藏人脸上的那种红褐色就像我喜欢的埃及艺术作品的颜色……，就是要用这些来表现蒙古人。”有所不同的是，在永刚眼里，这片熟悉的草原最迷人的不是西藏那种阳光下的灿烂感觉，而是夜幕降临前类似逆光、剪影的深沉的色调、单纯的轮廓和辽阔、静穆的气质，它更能衬托出蒙古族的那种悲凉的、顽强的、坚韧的性格。他试图将内蒙古草原牧民的生存诗意、对故乡额尔古纳河的感受、体验、情思，以及思考与理解，都体现在作品之中。所以，《北萨拉的牧羊女》的色彩变得更加单纯、浓烈并有些象征意味，形象是一个有些神化意味的女孩，带着无表情的表情，手张开着停在半空中——是一种凝固了的、永恒化了的形象。艺术手法还是他的那种有些装饰性的、平面化的空间处理方式，这在当时表现手法相对老套和单调的画坛显得非常清新悦目。整个画面所传达出来的理想化的、唯美的和古典的气息，也给当时’85美术新潮前后相当躁动的画坛带来了一股清新之风——准确地说，这是一种洗却尘埃的心灵表达、一种观念的转变、一种人性的复归、一种摆脱外在附加条件的内在自我表现，它在单纯中表现了丰富，并提示着一个久违了的向艺术本质和艺术规律逼近的取向。实际上，这件作品的追求，也正是当时一些油画家向往并追求的一种东西——把向西方的学习从印象派之后回归到文艺复兴的早期，对此，《北萨拉的牧羊女》具有重要的示范意义，而且在二十多年以后的今天仍不失为一幅具有独特表达方式和成熟品质的作品。
“走得不错也正是我走得不好的开始”
《北萨拉的牧羊女》之后，永刚又获1989年七届美展铜奖、中国美术家协会的“新人新作”奖。他的“北萨拉”系列和《红树》、《蓝色的礼物》、《鄂尔多斯新娘》等作品先后在北京、上海、南京、内蒙古以及香港、德国、法国、意大利展出，引起极大反响。与此同时，他还担任了内蒙古油画艺委会秘书长，在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美术家通讯》上发表很受关注的论文《视觉艺术的一般见解》……。他被中国美术界看作一颗冉冉上升的明星、引人注目的新秀，迎来了自己艺术才能集中爆发、荣誉接踵而至的收获时期，他的景况如同他的作品那样是一片“蓝蓝的天，白白的云”。这对刚刚毕业没多久的年轻画家来说很不容易，他本可以很顺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但是，他对这一切却突然放弃了：1990年，他做出了“出国”这一人生中的重大决定。很多人对此感到迷惑、不解和惋惜，甚至认为他在走弯路。
也许只有永刚自己最能说清自己的内心：“骨子里常常不满足，尤其是周围人都认为我已经非常棒了，要我就按照这样走下去的时候，我就要反思了。我总觉得，走得不错也正是我走得不好的开始，好的顶级就是不好，一旦这样就要问自己：到底好在哪儿？思考的结果就是我需要重新开始，把人家或者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击破，重新再来、重新建立，这也是我一直的做法。”
20世纪的80－90年代，中国掀起了出国潮，美术圈也不例外。当时有很多年轻画家走向国外，到国外寻求新的发展和更多的艺术、文化资源。身处那个时代潮流之中的永刚，选择去国外深造和发展自己，也是很正常的，只是这种拿得起放得下、敢于舍弃的勇气，着实令人唏嘘不已。他这一走就是16年，杳无音信，中国仿佛丢了他这个人一样。
